于是他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幸福理论。他认为旧时的哲学家们在生活的意义上的思考是徒劳的，因为哲学并不能给予一套适用于所有人的理论，在现有的理论中，大多都取巧地将答案笼统地概括到“超越性”存在上，仿佛生活本身并不重要，人唯一生下来的使命就是离超越性越来越近。蒙田则选择拥抱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大自然中寻求生活的真谛。人一出生便无需追求什么，简单的存在就是生活的全部。这是他自己的答案。在他回过头去审视热闹的生活时，种种“习俗”在他眼里变得失去依据。人们遵循习俗是因为他们确信习俗是“公正道德”的，而在将生活重心放在自然与他的互动中，他难以找到支撑习俗存在的证据。书中引用了莱昂·卡斯（Leon Kass）的一句话“人类想要比猪和牛活得更好的愿望，似乎与想吃掉牛和猪的胃口相伴而生”。这与蒙田的理论相吻合，真正的美德存在于自然之中，不经由外界塑造。蒙田因此鼓励他的学生们在阅读古人的思想时，一旦发现自己的观点与古人的判断相合，不要妄自菲薄，这种所见略同不是依循着古人的传承，而是依循我自己。 虽然蒙田为我们构建了一套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然生活，在这种生活中只有我自己，并将它描写得像是心灵的庇护所一样，但他却从未真正的“独居”，甚至在写出《蒙田随笔》后，他马不停蹄地将其送给贵族，以换取波尔多市长的职位。他虽已“市长大人和蒙田始终是两个人”作辩护，却还是间接表达了“接触政治是自由的敌人，也远非自由的本质”。 如果说柏拉图时期的政治是以寻找人类美德作为最终目的，那么现代政治则是确保物质生活得到完善发展。当下所有的政体都将经济增长看作是不言而喻的好事，尤其在红色阵营中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下普遍认为“下层建筑决定上层基础”——哪怕这句话受到了滥用——在这种情境下，经济增长是一个难以动摇的行政方针。我们不妨以这个视角重新看待各国的政客们，在国际社会中，最为松弛的是欧洲国家，德国为了环保拆除自己的核电站，而去购买法国的电力，这一前提想必不以“经济增长”为方针，而是以道德作决定。任何人都明白难民会导致社会不安定，而欧洲国家在过去十年同样热情地欢迎各地难民。在马基雅维利式政客的博弈中，政客们被迫互相猜忌，没有人愿意承担信任的风险。大胆的政客执着于将政治凌驾命运之上，“道德难以强大，那就让强大的事情成为道德”，而真正良善的行为从上到下均成了自我毁灭的导火线。蒙田的答案，是随波逐流的，同样也是对生活消极对抗的一种行为，他厌倦了争论，反倒像个乌龟一样缩了起来自得其乐，在他的剩余的人生中，哪怕目睹了教会的丑恶，依旧保持着对宗教虔诚而保守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