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乱伦裹挟的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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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说我傻。

我知道有首歌这么唱，很多人都很喜欢听，我也不例外。傻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很多人看到傻子都会笑。我听见傻子这两个字的时候也会笑。我很开心傻的是我，因为这样，别人就不会被笑。

在生物课上，老师讲过，近亲结婚的产物很大机会得遗传病，出生的孩子大多缺胳膊少腿，或是少了一只眼睛，相比较之下智力缺陷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对于这句话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智力缺陷是幸运的，不过老师这么说，我听起来也很开心。

在上这一单元的时候，我的名字大概是最引人注目的吧。只要一谈起“变异”、“唐氏”，好像它们是我名字的代名词一样，齐刷刷地将目光放在我的身上。我的心里也会有些不安，几乎要主动跑到台上扮演一只猴子，来解放他们的好奇心。实际上我不喜欢猴子，可以说这世界我最讨厌的动物就是猴子。因为他们长得像人，我很难将他们当作是野兽。我不愿意看到这世上有比我更愚蠢的人。蠢于我是一件乐事，但于别人就不一定了。我欣然地接受了自己蠢这一事实，可为什么还有人要遭受这一名号呢？曾有人被指名道姓地比作我，立马气得将对方耳朵咬了下来。那是我第一次有种愧疚的感觉。原来傻人哪怕什么都不干，只要活着就会对别人造成伤害。我想我当时的样子一定是冷淡极了，可我不是因为对方被报复而沾沾自喜，只是单纯地有些绝望罢了。

下了课后，他们像是一群猴子一样好奇地望着毛发稀少的人类，对我发出种种疑问：你的爸爸妈妈是兄妹吗？还是说你是爸爸和你姐姐一起生的？也有可能是你和你母亲生下了你自己？在这社会上我知道有一种好奇心，是“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死”。这种好奇心不好，电视上一般有这种心理的角色都没有好下场。可我的同学们问的是“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来的”。和电视中的截然相反。既然那是不好的，那这就是好的。我非常高兴大家对我产生了好的兴趣。

回到家后，我问爸妈他们是不是兄妹，他们只是淡淡地否认了这个事实，好像这个问题是跨过路上必经的水潭一样。也有可能他们活得已经够久，久得能够预知我问的这些问题。接着我问，我生出来的孩子也会变傻吗？

“你找得到愿意和你结婚的再说吧。”

“一定要结婚才能生孩子吗？”

“不然呢？不结婚就生，生出来万一和你一样有什么问题人家就跑了。”

“结婚就会一直在一起吗？”

“是吧。”爸爸手上的掌机不断发出金属的碰撞声，听起来就像是爪子划着金属片一样。

“那爸爸你和妈妈离婚吧，我要和妈妈结婚。”

“结你个死人头。”爸爸把手里的游戏机丢在一边，光着膀子进了厕所。

爸爸就是这样，每当谈起事情来，只要说不够两句就会躲在厕所里。某次拿着31分的语文试卷给妈妈签名时，我也学着爸爸的样子躲在厕所里。不过事情并没有变得更好，堆积在水箱角落的尿渍散发着腥臭味，门外母亲也依然在哭诉着补习班的钱打了水漂。我依旧无法在这个空间感受到安全感——或许因为这不是我的尿液。只有像狗一样的动物，才会用尿液圈地。随着磨砂门后的人影消失以及响亮的摔门声，爸爸站在门前叫我出去。

“我不想去补习班了。”我说。

“这不是我说了算的。”

“爸爸，为什么你每次都要在厕所里？”

“人总会有三急的，管这么多。一天十多个小时我都要和ta对着，见到ta我都嫌烦，有些时候我还情愿多呆一会儿。”

“我是说没有水声的那几次。”

“平时不见你这么聪明。”玻璃后的爸爸把报纸卷在一起，挠了挠背后，“要是你说的真的有用我也不会躲在厕所，ta少说两句就当帮忙了。婚也离不成，离职也离不了。”爸爸把电话挂掉，用报纸朝着门挥击，“喂，再不出来，我就让妈妈回来打你。”

和前文说的一样，我有一个姐姐。不过姐姐不是我和妈妈生的，是爸爸和妈妈在我出生十年前生的。不过我们很少见面。不是因为关系疏远，是因为年纪的关系。我读幼儿园的时候她就已经在读初中了，等到我读小学，她就已经去高中住宿。等到我有自理能力住在学校里面，她就已经嫁人不在家里住了。所以，相较说和姐姐在一起的日子是记忆，更多是有想象成分的谎言。

所以对我和姐姐一起生活的假期，我什么也想不起来。哪怕是一丝能够作为提示的事情都没有。如今姐姐已经搬了出去，流产了两次终于生下一个小孩，我也从大学毕业了，学生时期的回忆已经没有任何缝补的可能。

身边的同学也大多是独生子女，我也不自觉地代入了独生子女的家庭属性中。这几乎是一种共识，类似“到西方旅游（留学）是身份的象征”一样。只不过这种转变更加迅速，而且不依赖着某些实体、精神象征，在人类身上看不见任何连续性。这种沟壑在代际上也被抛在脑后，仿佛成了当作历史发展的必然性被人类所淡淡地接受了。

我想，所有少年在这一情景下都是一样的。像是被邀请到一档具有政治倾向的电视台的访谈节目，我们自然会不带丝毫羞愧和焦虑说出符合要求的话语。在温润的眼眸子底下，所谓的坦诚与公正大多会变成别人眼中扭曲的倒影，真正的自我只会陷入可言却不可即的尴尬境况。在当时我自以为能够轻松地融入了环境之中，但现在想来，所谓的融入大概不存在吧。毕竟所有人都在考虑自己呀，甚至我成了最为他人着想的一个人了。如今我似乎能够平淡地接受了心中莫名的疏离感，毕竟我们身处的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是绕着疏离的个体让行的。

“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爸爸很生气地对着刚高中毕业的姐姐说。

“你们难道不是这样吗？妈生我的时候只有十六岁而已啊！说白了你也是个变态！”

爸爸第一次扇了巴掌，姐姐脸上的掌印的颜色和父亲脸上的一模一样，好像某些人生道理经过血脉传到姐姐的脸上，她没有说什么，满脸写着无人理解的愤懑。直到七天后，她被男朋友家里赶了出来，才在她脸上看到另一种麻木的神情。

妈妈光着身子，在闷热的阳台洗着衣服。乳房如同垂死骆驼上干瘪的驼峰般在半空中相互撞着，眼睛被汗水腌得眯了起来。甩在地上的水滴被烫出蒸汽。她的声音一下从刚烈转为释怀，“这太正常了。”

我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正常、变态指的是什么。漫漫人生路我所度过的日子似乎都不那么正常。我有一个姐姐，我有健全的家庭。这些都是特殊的事物。如果说正常的姊弟关系是有血缘关系的、无可不谈的好友。从这方面来看也是毫无正常性可言的。我唯一能够思考得出的答案，只有代际之间无可缝补的鸿沟。

爸爸知道姐姐流产后，嘴角翘出了意味深长的角度。我确信，当时只有我一个人看见了，因为当时除了爸爸之外的所有人都在忙着疏解母女二人的哀伤。我无法融入，好像舞台成了世界上最高的山脉，所有健壮者都在山上抱团取暖，而我和父亲则被留在谷底，永远也无法企及。面前的景色几乎是无可救药的绝望，我的心情也是死一般的冷淡。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为孩子的死而伤心，好像他们认定了自己生出来的孩子是健全的，能够让家庭、社会存续，丝毫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我想起学校广播中副校长说的那段话：最近不断有学生在自杀，我希望你们知道一个道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母亲怀胎十月不是让你们寻死的。你们是你们母亲的孩子，接着才是你们自己。好好想想吧，别令人不省心。

明明今天应该是开心的，如今却落得这个田地，我开始对素未谋面的婴儿产生了憎恨，把我的美好的一天都破坏了。但诅咒人去死，已经是我能够想到的最狠心的话了，对于死人，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惩罚他们的办法。死之后的世界是怎么样的呢？我死后会是怎么样呢？

最后，我实在受不了宴厅中的哭啼声，我跑到舞台上，给麦克风通上电，把麦架调到合适的高度，回想着幼儿园的教育，开始唱起《祝你生日快乐》。唱不够两句，我便被撵了下来。爸爸只好笑着给他们谢罪。

后来（没记错的话，大概是98前后），爸爸学着他的同事，故意将手伸进机器里把无名指第二节弄断了，拿了一笔赔偿金。用完了之后又觉得不过瘾，把玩具厂的钱卷走了。在那之后，一直不断有人找上门来。妈妈也再也不能安心地当家庭主妇，又重新回到了劳动之中。爸爸留下的东西只有游戏机，我以为这会是他在厕所最重要的乐趣，去到哪里都会带着。我实在不明白，是不是我们彼此之间的空间太多了，才导致我的误会呢？原来做亲人，只用有血缘关系就够了，根本不用相互理解。

个人想法什么的可能会说一下，但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绝口不提，却又不是爱聆听别人苦恼的树洞。无时无刻都处在私人的世界中，摆出一副无人能理解的幼稚姿态。爸爸大概就是这种形象。这种幼稚做派的人究竟适不适合当父亲，我真的不知道。不过他大概也是有不少负面情绪的，只不过大多数时候他自己可能也不以为意，暂时性地忘记就以为是康复了。毕竟生活上的事情要追求起来，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引起的。要这么天天盯着细枝末节过日子眼界会变得狭隘的。

既然我能这么轻松地总结出来，我想我某一部分也和他相似。情绪会在莫名其妙的时候涌上来，那种窒息感是无与伦比的，像海浪一个接一个打过来，只给你最低限度的喘息时间，在你还没反应过来该为什么而哭的时候另一个情绪又扇了你一巴掌。要说起来，我也是情绪上的傻瓜吧。

渐渐，妈妈也到了病痛缠身的年纪。长期做洗衣工接触化学物质已经让她的指甲发黑发黄，像是脓包一样饱胀起来。而双手的肌肤却像是烧伤过后一样光滑，在射灯下还有一定光泽。身上的这个部件对于一个中风病人来说或许太过于难以操作，所以我必须得每天过来给母亲喂食，擦身子。我问医生还有什么办法吗。他摇了摇头，跟我说除了大脑的毛病也还有心脏的毛病。两者的治疗方式刚好相冲突，能用的治疗方法也没有多大用处。“通波仔”，开颅，对现状都没有什么帮助。身体内部能堵的都堵光了，就跟节假日的高速公路上一样（他一说完这个比喻就露出说错话的表情）进退两难。

我学着护工的样子把妈妈翻了过来，把脸上的鼻涕和口水擦干净。剩下的场景那就不能随便跟别人说了。那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妈妈现在和我小时候一样蠢，我蠢过，如果有人面对面跟我说我以前的事情，我大概会羞愧难当至生气吧。所以我也不想说太多妈妈的事情。

我在门外听到房间里面传出啜泣声。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看见姐姐正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掩着面。为了不打扰她，我决定在贩卖机旁喝着速溶咖啡。等到她像个没事人一样出来我再走上前去。

她顺势坐在墙边最外面的排凳上，见我没有反应，她又往里面挪进去一个位子，拍了拍椅子示意我坐下。

“其实我很羡慕你，有些时候也想过跟你交换，看看你脑子里在想什么。怎么会在那个场合唱生日歌。”

“感觉我的世界很单纯吧。我也大概能理解。不过到了我这个年纪，也开始觉得以前的自己太过于单调。渐渐不想想起以前的事情了。所以实际上真的换了过来，你大概率也不会变吧。”

“都是后话了。”她转动脖子时有发条上链的声音，听起来有些不近人情。“确实有些说不过去了，如果像以前这么给别人添乱下去，你应该会讨厌我吧。”

“这么说你以前不喜欢我咯。”

“这也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该如何讨厌一个人谁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掌握。就像踢走路边的罐头一样。”姐姐的皮肤在惨白的灯光下显得更加浮肿，像是在福尔马林泡了几个月的标本一样，唯独眼睛吐露出严肃的红色，“我觉得你太自由了。好像所有人都对你没有保有希望。明明你是男孩子啊。在中国男孩子就该挑起大梁。你却因为智力上的问题一直不被看好。我只好被当作备选方案临急临忙的被抚养大。这算什么。我什么都没得到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吗？也不清楚你是真傻还是假傻。”

以下这些话，已经是脱离了故事的范畴了。好像《麦兜故事》的最后一样，要站在海傍（或是某些心旷神怡的景色），说点升华的事情，用漂亮话掩盖一下苦闷。如果可以的话请大家想象一下自己正站在厕所中，望着格栅窗户看着黛蓝色的晚霞，数着一架架闪着红绿光的飞机。

说实话如果会让大家觉得我傻，我也无所谓的。我也知道就凭我这脑子大概也说不出什么警拔的道理。如此长的人生中我便是这么粗线条地过来的，相较于家庭、工作中的道德伦理，如何利用对方的消遣开解自己经已是独属自己一份的历世经验。

在妈妈病床边时，我没有把这些神秘的经历告诉给妈妈。因为我开始觉得傻并不好，会令我不开心，我不想变傻。这种心情应该是大家都有的，所以我想着，这些话这么普通，也还是不要说出去好了。姐姐也是一样，自从哭了之后，就开始不说自己的事情了，只是默默念着报纸。或许是不喜欢谈论自己，也或许是自己的生活已经一一告诉殆尽，只能靠别人的生活维持住母女之间仅剩的体面。

虽然这么说，我也不知道之前姐姐和她说了什么，当中有没有我已经忘掉的记忆。我不清楚遗忘是不是长大的象征，不过站在当下的我重新回看自己，才发现本来当作日常的生活原来是这么特殊。除了我的蠢，这个家庭几乎没有什么缺陷。而我同学们大多是离异家庭，要么失去爸爸，要么失去妈妈，好像他们都是乱伦的产物一样缺胳膊少腿。然而同学们却比我健全，这个健全却没有成为维系家庭的枢纽。

而我们家呢？爸爸离了家后好像跑路到越南去了。在妈妈病倒、我懂事后他又再回来了。姐姐也是一样，带着孩子一同回到家中。我的愚蠢治好了之后好像家里的缺陷也被缝补好了。我开始能够明白老师口中的“幸运”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