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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成年的野兽们

电话那头传来讨厌的说教声,“我已经不是第一次说你了,你要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现在你只需要乖乖当我的金字招牌就好了,我也不希望你再去当什么战地记者了。生活在安全国家的人,是永远无法与战争共情的。他们连叙利亚和以色列在哪里都不知道。你就安心在公司挂名就好了,行吗……”等到喉咙发出石块坠井的声音,才把刚才说的话补全,“和那群人打交道不是什么易事,拜托你了,我不想再为了你喝酒了。”
“那我想一开始你就不应该找我。”我把电话挂了后拿起面前的内格罗尼,一饮而尽。
“我说呀,好像你从来没正经找份工作吧,大学还没毕业就已经拥有了锋芒毕露的天赋,一些生计上的事情从来没有体验过,他也是不好受的呀。”对面穿着棕色西装,肩膀肌肉线条若隐若现的男子就是我的好友国清。我想说是好友大概有些过了,我们不过是恰好彼此适应彼此,能够说得上两句话的关系。如果你和我一样,是在这个酒吧了解他的话,大概会下意识以为他不过也是被女性抛弃的可怜虫。可他身上却有种特殊的魅力(对我来说)。他正直得几乎令人发指,却又有能力在完美还原丑陋真相的同时,尽可能地将其变得柔和。这份互斥的魅力在旁人看来或许是虚伪,然而在身为记者的我看来,却是无与伦比宝贵的坦率。我不想把话说得太满、太过于亲密,因为实际上如此相容的我们很难称得上是朋友,甚至连朋友的边角都碰不到。我们都很清楚彼此的内心中间,正被某种透明的玩意分割,我们能透过这个隔阂相互聊天、玩乐,但也仅限于此。倘若你们要是按照世俗的眼光将我们归为朋友的话,倒也随你们便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下了班我就不想再说工作上的事情了。”我把布丁推到他的面前,把勺柄转到他的方向。
“是因为这个吗?”他拿起勺子狠狠插入布丁里面,手指几乎要碰到糖浆,将布丁分成两块,将另一半顺口吞下。再学着我的样子把勺子转向我。“不想说的话就算啦。我也接触过不少你们这类人,的确令人太羡慕了,恣意妄为的本金放在什么年代都是极其稀少的。”
我拿湿纸巾擦了擦勺子,包着勺柄挖了一小块面前的补丁,“我不是不想说。我的职业病就是要让我什么都说,这几乎是本能了。但你明白吗?原来我们从一开始的目的就不同,感觉生活的正当性受到了挑战。你说,你工作了这么久到头来发现自己实际上并不喜欢这个工作,而你也没有机会再去转变了……唉,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种心境。”
“听起来很像中年危机嘛。”他招来服务员,示意再添一轮。
“我想这不是能够用四个字轻描淡写地划过的心情。”服务员的动作很快,立马就把国清的大都会端了上来。
“我也不清楚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工作这回事,就该隔三岔五换一下。我这人的性格就是这样,静不下来,无论如何都得按照自己的兴趣办事。我是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一条路走到黑的工作。”杯中的蔓越莓汁令他的嘴唇多了几分立体感,像是刚被事业有成的女性嘴对嘴亲了一般。“酒保,你也不行吧。”
“所以你对女性也是这样吧。”刚路过的酒保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翻的白眼恰好被我看见了。
“错,对所有人都一样。”
十月的天气开始有些凉快了,地铁也已经关闭空调,只留下换气系统。在空无一人的午夜通道中,缺少了城市特有的纵深。总觉得自己进了《闪灵》中那细长的通道,自己正逐渐步向危险的境地。月台对面的女子总会在这个时候出现,这已经是这个月的第十三次了。对于这份缘分我是在意的,这是广州为数不多的西班牙式站台,会同时打开两旁的车门,因此除了在这个车站之外,我大概是没办法与她面对面站着。更不论还要在恰好的时候站在同一节车厢,望着对方的时候也不讨厌你的情况。这个概率之微小,想必不言而喻。
车厢几乎没有人,或许是酒劲的缘故,她固实的身影多出了两个似是而非的幻象。我认真盯着她们,集中我所仅剩的精力来让我的表情看起来得体一些。对方穿着暗红色的连衣裙,外面披着一件白色、珍珠纽扣的短款外套。胸脯不算大,但是是非常健康的胸型。最高点悬浮在肋骨下方8-9公分处,对于一个都市女性来说,已经是挺立得非常可怕了。我敬佩地看着对方的五官,那是不谙世事的五官。说白了,是从小到大都拥有人爱着的精致面容。
然而,这种完美至极的女性是否存在,我的心中依旧存在疑惑的阴云。哪怕是童话故事中仙杜瑞拉和白雪也都是经过了相当的苦难。不存在苦难的人生,真的存在吗?
车门打开后,我主动站了上去,比以往要近得多,她也没有退缩。我们四目(还是说八目更加确切呢)对望,持续了一段时间。她精致的五官在近距离也有不少值得推敲的地方。在她富有几何美感的面部阴影中,我感受到一股近乎是疯狂的好奇心。我想要敲开她的脑袋看看里面装着的究竟是什么。她的脑浆是否和我一样都是灰白色的液体,好似鼻涕虫一样缓缓蠕动。
她往前一步,像是下班高峰期时的三号线那样紧贴着我,悄悄用手捏了一下我的双胯之间。我很高兴没有跟着国清再多喝一轮,保持着能够勃起的醉酒度。有些人说酒后乱性,实际上这都是男生的谎言罢了,醉到那个程度只想倒头就睡。
“你是第一次啊。完全看不出来。”我用手帕把她大腿上的血渍擦去,
“怎么,很惊讶吗。”
“该不会是做了什么修补手术吧。”
“怎么说话的。如假包换。”
“只是你的活很好。”
“好色,日常的爱好就是看成人影片。”
“这究竟有什么好看的啊。”
“你不看吗?很好看的。不过也是,像你这种人应该很多性伴侣。”
“只有过两个,而且都是我的伴侣,严肃的伴侣。”
“那我还是你的第一个咯。这方面来说我们都是一样的呢。”
我们都是一样的,我在脑子里重复了这句话,模模品味了一番。
“你或许很适合我的一个朋友。”不光是这次,余下的人生每每和她躺在一起,总会让我想起国清。
“我还以为你们男生射精后都会喜欢谈论政治。”
“他们是窝里横罢了。”
“你的朋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放心吧,他是个绅士,不会在这种场合说扫兴的话。”
“绅士。我见过不少绅士,我对他们的印象都不怎么好。你能再和我多说说他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爱穿什么样的衣服,爱做什么样的事。我想从你的嘴里听见。”
“是个什么样的人啊……这么想起来,和你完全不一样呢。”
“那为什么很适合我。”
“男人的第六感吧。一段关系讲究互补不是吗?”
“我们打个比方吧。我和他,你就当作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人,那么你觉得你离我更近,还是离他更近呢?”
我被这个问题难住了。我对国清和这个女子的认识似乎比想象中更加浅薄。充其量也就是见过几次面的朋友罢了。我没有主动认识他们的冲动,也不知道他们吸引着我的是什么,当中模棱两可的因缘如同心脏多了一条多余的血管,会在随机的时刻抽动。
“我大概是属于那种随便放在哪里都没问题的平凡人。”
“我觉得这很不平凡哦。能够随意地安身立命,这种本事不是谁都有的。我不知道你的朋友是什么样的人,也不在意。和你躺在床上只是因为你有吸引力,就这么简单。”她用食指卷着我的头发,对我的耳朵突然咬了一下。
“唉,我们还有机会见面吗?”她几乎是紧贴着我的耳朵说的。
“我想有吧。”
“那下次也在这里吧。我喜欢你的房子。”
“喜欢这里?怪人。”
“家里管得严,无时无刻都有佣人打扫卫生,简直就和美术馆里的装潢一样死气沉沉,我喜欢你的生活感。”
“那真是恭维了啊。”
“你有烟吗?”
“吸烟有害健康,没有。”
“喝酒但不吸烟。”她昂起脑袋,对面写字楼的灯光恰好勾勒出立体的鼻梁,把脸颊一分为二,“你不觉得很美妙吗,看着生命在指尖一点点燃烧。”
“听起来很矫情。”
“你这样我可不喜欢你咯。每个人心里都有浪漫的成分在。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成为人类啊。不过只是被某些不合时宜的事情困住罢了。我希望你不会变得无趣。”
“对刚见面第一次的人来说会不会要求太多了。”
“也罢。”
除了现在躺在我身边的女子之外,我只有两个性伴侣。其中一位是高中时的同班同学,在高中到大学的这段空窗期中,我们就这么进行了不得体的性爱。说实在话,我觉得和她睡在一起有哄骗的意味。毕业后我本就是抱着想要和她睡觉的心情和她交好的,说的话也是带有目的性的劝导、有倾向地将她拉拢到我身边。那次性爱着实不算愉快,她是那百分之三十无法体会到性快感的女性。她看起来也有些不愉快,哪怕是血气方刚的我对这种性爱也感到枯燥,用纸巾把处子血擦去就让她用嘴巴帮我解决了性欲。
至于第二个性伴侣呢?遇见她的时候是在从伊拉克回来之后。有关她的事情我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她送给我的礼物我还留着。她是第一个向我表白的女孩子,大概也会是我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和前一位相反,她对肉欲极其敏感,以我的能力无法满足。哪怕用嘴巴也不行。我觉得她在我身边有些可惜,哪怕她渴求着我,但我当时觉得自己永远也没有办法全身心地投入。心里就被这种淡淡的绝望笼罩着,像是放了一颗不大不小的石头在喉咙中央。在她的怀里我感觉自己就像被轰炸洗礼过的尸体,躺在雨后浅浅的水潭里一样,只有耳廓被若隐若现的水面波及,肉体的剩余部分布满灰色的火药。可她无论如何也不想看着你堕落,只好挤出几滴无辜的泪水。
说到对待女生的方法,那国清绝对是绕不过去的话题。据说他曾经有过三位数的床伴,为了保持精力要喝下六颗生鸡蛋,半打生蚝,还要加上两串羊睾丸。而且他的性器以傲人的姿态立着,完全不像东方人的姿态,这家伙生来就是为了性爱的。夸张程度几乎可以说是神话了,他们大概搞不清楚为什么国清有能力吸引这么多女性,甚至不明白真正的男性是怎么一回事,只好在生殖器上下功夫。
而在女性口中,他则是个不折不扣的暴君。据说他极其热爱性虐待,鞭子、项圈、穿刺,所有极端的玩法他统统施行过,而在所有的女性报告中,从未听说过他进行过插入式性交。某些热爱这一癖好的女性对他死心塌地,拼死拼活也要和他再进行一次酣畅的性交。而某些厌恶这一玩法的,要么扇了他一巴掌,要么对性方面产生了些许恐惧。按照哲学一点的说法来描述他的理念,那就是:人绝不能和同一个女孩睡两次。如此清爽的人生真实令人羡慕。
我的房间究竟有什么吸引她的呢?几天没洗的衬衫堆在沙发,地面随意滚着威士忌酒瓶,甚至方才做爱时玻璃瓶和床体一起震动着,发出叮叮叮的声音。总的来说,我的房间是穿着拖鞋都嫌脏的地步。若不是她坚持不去酒店,说要看看我生活的地方我绝不会带她上门。她一进房间便把身上的衣物脱个一干二净,扯着我躺在稍有霉味的被窝,一动不动地望着吊扇。听着我的描述,大概也能猜出我所住的地方不过是平凡至极的随处可见的唐楼。家里的布置也是郁闷得随处可见的老式家具。任何人看了都会失去生活的动力吧。这个空间就像是从我的细胞抽了一部分出来,然后慢慢被代谢的废物沾染的幻像。这房间内最有生活气息的,是她才对吧。
待到她熟睡,发出令人怜惜的呼噜声,我悄悄下床,避免让散落的酒瓶相碰,踩着地面堆放的衣服来到窗边。这是个安静的夜晚。自然界几乎所有的声音都在以极低频率震动着。配合她的呼吸声,好像这个小小的房间也在颤动着。自从在伊拉克回来后,我的睡眠质量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任何时期只要我想,就能像乌龟一样缩进梦境织成的壳。然而今天,我却难得的失眠了。这种失眠既不是酒精摄入不到位,也不是工作过于悠闲所导致的。这是心里的空缺被揭示的不甘心。如同某些东西被折叠起来一样,我心里的空洞一直被藏在我人生的褶皱之中。大概我和这位女性,以及国清之间,各有着称得上讳莫如深的联系被藏在晦暗的通道。我们能睡在一起,喝在一起,大概都是对彼此的嵌合性进行的试探。
去伊拉克的时候,我先是经过俄罗斯,飞过亚美尼亚,在土耳其落地的。接着在塞浦路斯乘船到达叙利亚,最终找到司机愿意载我从伊拉克北边进入边境,到达库尔德斯坦。整个行程极其迅速,甚至我的时差像是上钩的鱼一样被四处拉扯。精神上受到这种变革的压力而带有微弱的痛楚。这种疼痛,是介乎于肌肉和神经末梢之间的疼痛,就像用缺了一半的牙齿咬下冰块一样,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负担,但以恰到好处的方式将你从健全的生活拉开。
哪怕在床上也没有任何睡意。闭上眼睛在银河般闪烁的场景中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入睡的大门。随着意识逐渐清醒,我清楚地感觉到体内有无形的手在挤压着我的心脏。那是仿若在充满毒气的车厢中逃难,大口大口地把恐惧吸入,却无法将它呼出的绝望感。越是清醒地、真切地活着的人才有的绝望感。除了等待梦境的高墙径直将我砸晕,别无他法。
上了车后,我的大脑末端的神经跟着车身的颤抖在不停弹跳。一般来说,这种事情睡一觉就能解决大部份的问题,而我却像是受了惊吓一般不让我入睡。没办法,我只能望着窗外的景色发呆。具体是什么样的景色呢?哪怕留有相片也记不清楚了。只记得那的确不是适合睡觉的夜晚。远处的山坡不时被火光照亮,落下不规则的黑影在沙地上。沙子和冷风不断冲击着我的眼眶。然而我的精神和肉体却发生了矛盾,我意识上想要将自己放置在有性伴侣躺着的床上,肉体却像是被性伴侣所拒绝那般纹丝不动。我甚至感觉自己已经死了,真正意义上精神和肉身的双重死亡。
到达营地的时候差不多要日出了,我像是拧毛巾一样从自己的大脑中挤出少得可怜的精力。营地中有不少外国人。我的意思是除了亚裔和中东面孔的人。美军在南面的波斯湾一直往北边进军,所以我们的处境某种程度也算得上安全。但源源不断送来的伤员还是令人不敢懈怠。黯淡的血色在黑夜里也尤其鲜明地流动着。
我就这么依靠着意志力一直撑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和几位自由摄影师一起跟着他们的车,沿着不成形的公路朝南方驶去。路的两旁都是和昨晚一样的小山坡,仅仅是比甘肃的土地黄了几分。车开得很慢,尽可能不扬起引人注目的沙尘。行驶到在一段被较为高耸的山坡包围着的地方时,司机将我们放了下来。两名持枪的中东人保护我们前行。再往前走是一座小镇,里面还有几位包着头的妇女躲在房屋的残骸。在镇子显眼的地方有些金属碎片,不难辩认是萨达姆的雕像。望着雕像的碎片,一股难以言喻的共鸣在我的心理产生。我不认为萨达姆是什么厉害的人物,究竟是不是暴君的继承人我也不清楚。在此之前我不抱着什么政治态度来到这里。不为了批判,也不为了掩饰,只是想要看看这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然而某种类似信仰的玩意,还是植入到我的脑子里面了。
不知道是从天上还是地底来的炸药把在我们面前爆炸,把我们的站位炸得四分五裂。也把我的幻想给炸穿了一个洞。我恰好被冲击波推到了小土垛背面。那两位中东人在前面的房子里对甬道尽头的敌人开枪进行火力压制。其中一位摄影师就没那么幸运,脑子被开了一个两指宽的洞,红色血液夹着灰白色的脑浆就这么流了出来。说来可笑,这场爆炸点燃了我积蓄已久的疲惫,将我的精力炸了个七零八落,竟然在那个极端的环境下睡着了。
在黑暗中,那场性爱又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她顶着一副萨达姆的面容,给我的感觉却是和她如出一辙的青春。我擦去她两腿间的血液,那颜色就跟脑浆和血液交媾所得的颜色一模一样。就连她的样子,都好像被人朝着脑门开了一枪。在我临走前,听说她在大学出了事故,好像染上了什么心理上的疾病。是否和我有关也不大清楚。当然,那个女孩如果自杀了,也是合乎情理的。她看上去就像是不怎么说话,哀愁婉转,随时都有可能消失的类型。生命本就无常,尤其还要生活在热辣辣的生活之下,生活在与我丝丝纠缠的世界中,倒还不如上吊死了算了。
就在那一瞬,在场的所有人都被拽入了死亡的恐惧中,然而身体还未来得及作出反应,就被求生的意志牵引着行动。那份恐怖只能被暂时抽起保存在意识的深处。我想直到现在,还有一部分碎片被留在我的意识底部,不断搅乱着我的脑袋,散发着悲惨的恐怖。这种恐怖若不是亲历者,是绝对无法有切身的体会的。
再醒来,房子里面的妇女都已经死了,面罩也落了下来,五官如同融化了般堆在一起。我试图按照自己的想象替她们把五官堆回去,横看竖看都只能看见她的神韵。以往走在路上看见她们很好奇长袍底下穿着什么,长着一副什么样的面孔。那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求知欲被过度满足的滋味。该去哪呢?还好相机还能用。这是我的第一反应,好像自己的脑袋被炸到另一个地方一样不得要领。我撕下房子上挂着的白色布料,绑在自己的右臂上,示意自己无害
她睡醒后,时间还早,却责怪我为什么不早些叫醒她,说是有司机会来接她。于是我们二人一起简单淋了浴,喷了我Hermès的香水。她的身体还留有青春期少女那般的光滑,甚至比高中时的床伴还要靓丽。我忍不住挑逗她的侧腹,她也报复性地攻击我的肚子。远远地目送她上车后,已经失去了回家的心情。于是恰好撞上了早高峰。我在地铁站坐了半个小时,等到人群缓和了些再上地铁。据说早高峰有97.3万人次,而我在这座城市采访过的人大概也有小一千了。如果要算上:今天天气如何、你对水价波动有什么看法、公交车站对你来说多还是少,诸如此类枯燥的生计,我想那也应该有小一万人了。
心里默默盘算着,眼中保持着寻找熟悉面孔的好奇心。提着白色乳胶桶的男士因为不小心将身上的污渍蹭在西装男的衣服上而被辱骂。那薄得几乎可以看见皮肤颜色的T恤如扑火的飞蛾一样轻快地漂浮着。而明显还带有稚气的女大学生上前来谴责那位西装男。其余的人则像是刚睡醒一样穿着枯燥的颜色默默地走开。人来人往,终究是找不到记忆中的闪光点。我的注意力也就像冰柱上滑落的水滴一样挪向自己内心的世界。这种事情几乎算得上是这座城市的日常。我原以为我已经习惯了这些事情的发生,然而——像是急刹车般抽离——透明的陌生感横亘在彼此之间。
在过去十年间的采访生涯中,我对所有的受访对象都能产生共情。并能以巧妙的方式调动他们的情绪,让他们恰到好处地说出自己故事。然而在这漫漫长路中,我却失去了挑逗自己的技巧,染上了某种自私的病菌,就连精神科医生也无法将我治好。
对于一个记者来说,采访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首先并非是所有人都有良好的表达能力,他们往往会同一句没有营养的话重复多遍,作为记录者的我们就需要反复听这一段繁复的录音,从中提炼出干练的核心,却又不能改变过多的文字。第二,有许多动摇不定的受访者会在采访当天临时决定不允许录音,那么我们只能赶在记忆消失的面前火急火燎地记录下来。这样写出来的文字必定错漏百出,而且缺少连贯性。更不用说将样刊交给各位受访者时,临时决定要删减掉某些关键的东西。第三,每个人的视角也都会有差别。有些人总爱以天启的视角看待事件的发展,当中夹杂着不少偏激的语句,并将事情的发展怪罪到某些人身上。最后,纸媒记者和视频记者的身份也有区别。作为一个合格的民间的纸媒记者,是不能够忽略传统纸媒的局限性。我们既要中立的采访,也要尽可能中立的写出报道,不然媒体的合理性就会变得摇摇欲坠。因此我们就像是古希腊的雕塑家一样,在神性与人性之间寻找恰到好处的平衡。当然,如果碰见受访者硬性要求我们保留一些个人色彩旺盛的语句,我们只能暂时地将他的视角抽起。
不过,在采访过程中接触到的人,喜欢也好,讨厌也罢,大都成了我对这个世界宝贵的经验。好像面前那透明的玻璃幕墙薄了几分一样。哪怕写成多详细的报道,都是有失偏颇的。在读者眼中,他们不过是“复合型的信息”依旧缺少血肉的吸引力,对于这种人类的亲近感、真实感,是只有我(哪怕受访者本人也没办法)才能体会得到的。
再说说最一开始给我打电话的那个朋友。他叫怜,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少见的名字。他是在23岁的时候毕业的,而我是在25岁才毕业,但我们是同届毕业的同学。如果说大多数人的认知分水岭是在18岁,那么我和他的分水岭大概是在23岁。他成绩优异,绩点在全系都能排得上名号,奖学金是一茬接一茬的拿。至于我却因为自己的一些追求,在二十三岁那年毅然决然地休了一年学,跑去伊拉克充当战地记者。可学业无论如何也得继续下去。只不过在以前,我本来就不是爱读书的料子,能考上大学也全靠枯燥的刷题。因此在当下,我几乎挂掉了所有的科目,学分远远不够毕业的标准。我们所以我就又比常人多留在大学一年。
毕业后,他没有像预期的那样成为优秀毕业生,一步接一步地借着工作伦理登上阶级金字塔的顶端。而是跑去干了酒店的保洁员。无时无刻带着自己的walkman,买了一大堆的磁带,胶卷,一下班就躲在出租屋里面忙活自己的事情,怪异程度不亚于我自顾自地跑去伊拉克。而他其它的一些同学,知道他的现状总不免有些愤懑,开始批评他不务正业,“带着小资的心,过着劳动阶级的生活”,怕吃苦。他也不是听不进去,同学聚会上我能看见他表情底下的转换。倒也不是不耐烦,更多带有哲学家一般的遗世独立,对他们有些嘲弄的意味。
我问他,“你从一开始就想着去酒店吗?”
“大概不会有人是这么想的吧?”他拿起最后一份三文鱼挞,放在我的面前,我示意不要,他吃了一半之后就放回桌上了。“我毕业的那天恰好是我的23岁生日,一觉醒来觉得自己身体的某一部分改变了。对当下的生活无论如何也无法认同,好像四处都是谎言。所以我拒绝掉银行的offer,只想跑得远远的。”
我也曾有过这种心情。此前积累的人生在脑中看不见的地方默默发酵,以前所说的谎言、诺言、释怀、复仇,都会默默接纳时间的影响。然后它会在某一天突然爆炸,喷涌出鲜明的色彩。紧接着你所见到的世界将会变得立体、坦率、富有色彩。从此以后你将会抱着这样一个五彩斑斓的希望继续前行。这种转变放在个体上是无需连续性的,如同跨过一个严肃的门槛,不存在任何中间值。
我将自己的心情和他告白之后,他就这么一拍脑门,兴冲冲地对我说:你很出名是吧。那不如我们开始做自己的频道吧!文字、视频、什么都行!只要有你在,一定可以的!
当时的我正处于人生的停滞期,同时也是这个世界的静止期,除了非洲的部落冲突之外,几乎也没有大型的战争了。就连睡眠也变得轻松了起来。尽管心里有许多怀疑,却还是答应了他。
“啊,你来啦。”我刚一推门,就看见国清坐在沙发上看着我在伊拉克的摄影集。
“什么话呀这是。不要这么冷淡嘛。”
“门还没开他就来了。”怜摘下耳机,坐在办公桌后,不知在翻找什么。
“今天不用工作吗?”
“不用啦,我刚刚把时尚杂志编辑的工作辞了,现在有空得很。得好好想象接下来干点什么。”他合上摄影集,空出来给我坐的位置。
“真有空啊,你该不会是想来这里吧。”
“没有的事。我已经不想再当编辑的工作了。看着密密麻麻的铅字就跟蚂蚁一样令人发怵。现在呀,我只是漫无目的地游荡,找找灵感。你们这里被招安了之后对我就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没有什么理想之类的吗?”
“还在找。不过说实话,理想这种事情大概不是人生的必需品吧。”
“对你这种人大概不是吧。”
“那么你有什么理想吗?把又脏又臭的东西展示给大众就是你的理想吗?”
“这只是理解的一种方式。不过可能你说的没错。或许我的动机就是这么龌龊。”
“对自己坦率一点才好啊。不然报道怎么会有信服力。做时尚编辑的时候我也是只推荐自己喜欢的衣服啊。”国清站了起来,朝着门口走去,“你们看起来很忙,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他的人生真是潇洒。”怜的脑子从桌子底下冒了出来,“你很羡慕他的生活吧。”
“只有一点。更多是害怕接触这么多女性。”
“得了,你怎么想是你自己的事情。上次跟你说的事情,可能有转机。”
“我们能当大陆第一个去朝鲜的摄制队?”
“一半一半吧。我们不能以集体的名义去。只能安排一个人陪你。而且去的也不是朝鲜。”
“这哪一半都和我预期的不一样啊。”
“我能够安排你去中朝边境,再深入就不行了。如果你以个人名义进去一点,我也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呢,你要跟着当地的一个排雷的村民拍摄他的排雷活动。说白了,这件事做起来很危险。你也快十年连烟花都没见过,如果你不想去我也不会强求你。”
“不。就让我去吧。”
“可以的话,把国清带上吧。”
“他?”
“实际上这件事,我已经跟国清谈过了,而且能成事也和他有很大的关系。他个人说还是希望你来做决定。并且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不要和你说。不过嘛,如果你看了他的表情一定明白他的处境。实际上他应该很喜欢跟你在一起才是。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窘迫的样子,他引以为傲的坦率全都不见了。有些时候我觉得他和你有相似的地方,某种角度看上去都有着冷漠的棱角。或许是他自己也察觉到这一点,想体验一下你的生活吧。话就说到这里,我也不是为他说话。还是由你来做决定。从一开始我们就说好互不干涉的。”
如果他想要和我一起去的话,为什么不在刚刚坦率地跟我说呢?我回想起刚刚的场景,试图回忆起他究竟带着什么样的表情。然而却什么也想不起来,就像是在阿拉斯加转瞬即逝的虎鲸一样,被某些透明的虚幻物件笼罩在我的眼前。我试图重新审视我们之间的关系,然而,他带着绅士的礼貌朝我挥了挥手,示意点到为止。
“我说啊,你觉得是允许女性卖淫的社会更可怕,还是女性无可奈何去卖淫的社会更可怕?当然,如果你要说女性不能卖淫更可怕我也不会批判你的。”国清戴着棕黑色的墨镜,兴致勃勃地望着我问。
“这种话能在火车上说吗?被听到了可不妙啊。”
“如果,如果。顺便说明,我是不希望女性卖淫的那一派。”
“啊,如果允许卖淫的话,你的记录就变得毫无意义了吧。”
“这也是原因之一。唾手可得的女人我不喜欢。”
“我真的不知道呢。我没有想要随便同人睡觉的心思。一次也没有。”
“这是一种观念,只跟你所受的教育有关。”
“那,我希望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卖淫的必要了吧。”
“噢,很有道德嘛。”
“看到女性搔首弄姿地吸引男性,心里总有种说不上的哀伤。心里或许想着她也是谁的母亲吧。”
“啊,是啊。作为一个单亲家庭来说,你也算得上是健全得可怕了。”
“对了,传言说你从来不会插进去,是真的吗?”
“是真的。事先说明,我没有阳痿。只是不大想做这件事。”
“不大想做?我无法理解。”
“或许是腻了吧。”
“这种事情会腻吗?性欲总会有的吧。”
“所以说呀,我很喜欢和你混在一起。比起怜更想要和你混在一起。人长大的标志之一,就是在不断重复的日常中把以前的乐趣都否定掉。很难在这世界里找到和你一样孩子气一样的人啊。这不是什么贬义的形容,我思考了很久都想不出有什么词语可以很好地形容你。毕竟这个社会都是把成熟当作好的标准嘛。你也差不多要到四十岁的年纪了吧。一到那个年纪你的身体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感觉所有东西都离你远远的。最直观的一个例子就是:面前发生了车祸,当然会尽可能地去帮助别人,甚至拿自己的车运送伤者也不在话下。可如果发生车祸的不是你所在的这个路口,而是下一个路口,你大概会嫌麻烦而换条路吧。到了四十岁就会变成这样的人了。”
“我是不是应该说谢谢呢?”我把双脚放在桌子上,“说白了我还是不懂和女性睡觉有什么乐趣,也体会不到渐渐枯燥的转变。会不会像你说的那样真的是我太过幼稚了。”
“你就把它当作我家庭的良好教导吧,最好把它想象成古典宫廷传承下来的规矩。”
“那你的家里人是什么样的?”
“家庭是什么样的不重要啦。反正各家有各家的难处,不提也没有什么所谓。我过上现在的生活和家里人一些关系也没有。你决定去伊拉克的时候也不是这个心情吧。”
我将视线往上移了几分,听说这样会更容易回想起以前的事情,“嗯,好像是吧。”像是拱起手掌敲了两下一样,只有咚咚的枯燥声音。
“所以呀,每个人注定都有注定要做的事,无论如何也都会做成的。你也不要怪罪怜。怜说不定也是被这种我们称之为本性的事情所裹挟,从这个方面来说他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可怜。”
“这种生活究竟什么时候才会完结呢?”
“什么生活?”
“不断地在非我的日常中寻找什么东西的生活。”
“啊,真沉重啊。大概不会有完结的一天吧。这是人生的信条也说不定。”
听了这番话,我对国清是个怎么样的人有了更深的印象。国清的心情大概与表面的潇洒是截然不同的光景吧。在他的心里想必也有一场只属于他的战争。而他只能一个人在沙尘滚滚的行刑场上翻滚、祈祷、忍耐。至于为什么是战争,而不是斗争、抗争、革命等等别的词汇。那是因为这种思想上的斗争只能交由真正的、兵戎相见的战争所解放。每个人心中都会有内心的挣扎,不过是严重程度的区别罢了。有的人恰好能将其无视,作为一个平凡人按照概率的大小来决定自己生活的走向。我想这个角度来看,我和国清应该是心理上相近的,甚至可以说是身处同一种困境当中。一直以来某些记忆被我们无意识地当作是不太会想起来的往事,然而,它作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却一直在默默地构造着我们的身体。
十月的秋风,一月的冰川,三月的春潭,总会有人想要一辈子生活在这种景色之下,任由自己体内的某一部分渐渐变得僵硬。而国清却像是水土不服一样,无论如何也适应不了,对自己犯贱地选择了荒芜的战场。和他在一起的女人们大概无法触碰到这一深层次的境界,被那几近是病态的歇斯底里所驱逐。
接下来的路程中我们好像有意识地避开这些灰暗的话题,只能找到风花雪月的谈资,像是这段铁路的历史呀,外面种着的树的习性呀,或者是为座椅斜后方的情侣配音之类无聊的事情。这种逃避和用漂亮话粉饰太平的性质不一样,他把自己的心时时刻刻保持在一个危险的地带。不带丝毫假饰地直面自己面前的光景。学着跟大多数人一样骗自己已经遗忘、安然躲在自己的构造的曼妙景色中或许也能活得十分轻松,但那毕竟是虚假的。国清所选择的生活更像是一个思觉失调的患者。固执地保持着自己的品格。唯有在危机中,品格才有意义,否则那只不过是幻想罢了。
我也尝试过在话题之间的短暂沉默找机会问一些私人性质的问题,但这就像是在找茬游戏中,出现两幅完全不同的画面,让人无可下手。
列车经过一片柏树林,工整得像是修剪过的眉毛一样。冰蚀湖那淡蓝色的轮廓恰好从树的缝隙中露了出来。远处的山已经结了些白色的霜。并且这种霜就像是熔浆一般,顺着山脊从上到下慢慢地侵蚀。国清摘下墨镜扮沉思状默默望向窗外,他的双目似乎被树的阴影间隔开来,被分成几块随机的色片。他的眼神很难说是故作高深,还是真的愁思似海,纯黑色的阴影慢慢被拉长,直至覆盖整个眼珠,当中暗藏着什么或许只有他知道。
驶进隧道,再出来的时候光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好像天空再也不会亮起来似的黑。窗户中能看到的只有自己的倒影。再次睁开眼睛,天空正染着灿烂的洋红色,恰似那第一个床伴的处子血一样,精神也舒爽极了。我和国清在车站的厕所简单洗漱了一番,然后找到接洽我们的本地人,拉着行李进了山里。
来接我们的车04年款式的本田雅阁。底盘比刚出厂时的款式要更高一些,大概是为了山路所做的改造。我们所去的地方是新义州市和集安市中间的某个村落,总体来说就是在鸭绿江上的某一点。随着我们离开城市,树上的叶子也越来越少,空气也变得和回忆一样稀薄。这种淡淡的窒息感、晕车感,竟让我有种回到伊拉克的错觉。但稍稍集中注意力便会被寂静拉回现实。
司机全程没有说多少话,或许是不怎么精通普通话的缘故,而我的普通话也没有太标准,所以沟通起来大概会非常麻烦吧。然而我们拍摄的对象却能说得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丝毫没有朝鲜族或是东北特有的口音。以至于让我这个记者自惭形秽了。他的名字叫道明,年龄56岁,我们只能从他的口中问到这点信息。在哪读书?做过什么工作?童年生活如何?他都闭口不谈。
他的房子离村子的主道有一段距离,只有三十多平米,四周的被油漆覆盖的砖墙是整个房子里最有现代气息的装饰了。一到晚上则是无可想象的寂静,像是被困在水泥浇筑的柱子里,就连自己的耳鸣声也听不见。
他和我们打了招呼就离开了。我和国清只能在车上吃起了面包。我们将头顶上遮帐拉开,直勾勾地看着天上的星星。一想到离我们不过十公里的朝鲜人也看着同一样的天空就觉得有种奇妙的缘分。不过,这句话的对象换做欧洲人也奏效,但毕竟距离过于遥远,肤色也不同,失去了比对的乐趣,像是无聊的科普书籍一样平滑。
天蒙蒙亮,道明敲了敲我们的车窗,把所结的一部分霜花震碎。我和国清把身上的毯子卷起来放在后座,为道明腾出了驾驶的位置。
或许是时间的陌生感令我生疏了吧,我能清楚地感受到心脏下沉了几厘米。像是等待着体检报告一样的不安,同时也掺杂着时光荏苒的感慨。我啊,这些年,究竟在干什么啊。
“这里镇子里的人不怎么欢迎外来人。而且是讲韩语的外来人。如果你们会说的话,麻烦短暂地忘了它比较好。”这是他主动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
“这座镇子里发生了什么事情能和我们说说吗?”既然他主动说话了,我们就要抓住这件事不放。
他的表情还是一如既往的确定,完全没有开口的觉悟,“这个问题是不是很为难?”我接着说道。“说实话,我们来到这里也十分为难,本来我们已经做好放弃的准备了。后来只好妥协,把原本的摄制队减剩我们二人小组,以个人的名义来到这里。这家伙甚至不是专业的呢。我们来到这里也是为难极了。既然你愿意配合我们,说明你也有什么想说的吧。”
他摇了摇头,“我想你误会了什么,我的的确确没有什么好说的。我帮你们这个忙,只是因为你们公司的韩国人和我是朋友。你好好想想,如果这里真的有什么值得发掘,他会只派你们两个吗?”
“可是您本身的故事就很值得发掘。” 后视镜中的国清正认真地扛着摄像机对着道明,与日常生活中那轻飘飘的行事风格完全不同。很难想象这是我认识的国清。
“那这些都是我自己的事情。和这个镇子无关。”
“我明白了。那么你为什么要主动揽起这个重担呢?没有其它人来帮忙,也没有工资吗?”我问道。
“你不找地雷,地雷就会自己找上门。我做这件事完全是出于自愿的。而且这种事情只能来我干。和金钱,名誉什么的都没有太大关系,甚至这些事情放在我的身上更像是一种负担。把话说白了,我更像是寻找一片土地安置我自己的良心。”
“那么清除地雷能让你有满足感是吗?而且这种满足感是日常生活中难以获得的?”
“是这样没错。把地雷从土地里面搬出来时,感觉自己像是外科医生一样把这片土地的脓包清创一番。以至于自己的心也变得舒适了起来,好像也能把自己的心安置在这里似的。然而这种工作毕竟是肮脏的,大家都不愿提起的事情。一旦体会过这种经验,就没办法轻飘飘地回到日常生活中了。它会将你往地底下扯入几公分。”
道明就穿着普通的T恤,被腌渍的运动鞋,背上扛着气枪自信地前进着。普通得像是上山打野鸡一样。融化的霜雪令土地变得松软,一踩下去鞋尖就会停不住地往土地里插进去。这些湿土渗进鞋内也会令整个接触面变得滑溜,一步步走着也担忧。我和国清就这么步履蹒跚地跟在道明的身后,尽可能一步一脚印地跟着他,生怕自己因迈错脚不小心触发被冷落的地雷。
“这里剩下的地雷还多吗?”
“这里的地雷只有两种,触发式和松发式。前者顾名思义,就是一踩下去就立马爆炸的类型,后者是脚离开才爆炸的类型。不过大多都已经清除了。跟着我走就不怕。”
“不会有绊雷之类的吗?”我问道。
“以前有。而且还有声音触发的类型。所以当小动物触发地雷的时候,整座山就会像放鞭炮一样响个不停。也正因为这样,这个片山里没有多少野生动物。而像其它的种类,譬如跳雷,那是德军的科技,所以我们也没有用。而像反坦克地雷那样大杀伤力的,人类踩上去也没有丝毫反应。所以基本上这里只有电视上常见的两种。”
“这些地雷是怎么来的?”
“讲起来很麻烦,你只用知道因为中苏交恶,所以自然而然和苏联的朋友朝鲜也交恶了。大家可能不知道,这里以前可是有过军事冲突,有不少船只和船员被对方无理扣押了。尽管没有演变成战争,但当时这里每天都在放广播给对面听。紧张程度不言而喻。”
回过头,已经看不到来时的路,也见不到路边的雅阁了。这时才发觉天黑下去了不少。好像我们走进了另一个时区,太阳要晚几分钟才能照到这里一样。前面的路中央有不少倒下的树,被微生物腐化成介乎液体和固体之间的状态,和泥土紧紧连在一起,包裹着我的双脚。我一不小心踩到松鼠(或是老鼠)的尸体,整个人顺着山坡滑了下去。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我能从雷区活下来是个奇迹。接下来十年恐怕我都不会想要踏进山里半步了。
道明对我们伸出停止的手掌,把背上挽着的枪顺着肩膀转向正前方,枪口对着地面。我却看不出有什么端倪。他反复瞄准,似乎没有什么把握的样子,令我不禁好奇他究竟在瞄着什么呢?他扣下扳机,肩膀向后顿了一下,紧跟着他瞄准的地方炸起了一人高的土块。他全程没有转过头,别的奇怪的动作也没有,我相信他面对强光和音浪的时候连眉头都没皱一下。他熟练得很,仿若在生活在这里千百年的灵魂被硬生生塞进了他的身体里面。这种绝望的本能就被植入进他的行为之中。
“怎么样,把我拍得帅不帅?”他转过头来,嘴角扬着得意的弧度。
“地雷是这么拆的?”
“可以这么拆,只是想显得帅气一点,毕竟要上电视。”
“放心吧,都录上了,没有人能比你更帅了。”
我们跟着他继续往江边走去,路上他用手拨开地雷上的土,抽出小刀把里面的引线弄断。就像采集松茸一般从容,麻包袋一下子就装满了。
“不用工具吗?”
“手是最灵敏的。用别的工具反而害怕误触。”
后来编辑视频素材的时候,文件夹中大部分都是景色的大升格。所有的景色在国清的手下都变得晶莹剔透。镜头的镜片和某些存在于人们心里的透明事物,成了互相抵消的作用力,把我们观测到的世界挪回正轨。鸭绿江是在草丛中慢慢浮现的,像是拨开女性的胸前的衬衫一样。水不算清,是微弱的土黄色,认真看也看不到底的程度。河边的草也没有因水流导致的压强差而飘摇。国清就这么坦诚地把自己藏在透明的运镜中。
这就是我们这段路的尽头。
“对面——不够五十米——就是朝鲜境内了。”道明指着对面,安然地坐在湿漉漉的土地上。
一样的树木,一样的间距,一样的墨绿色。对面同样站着三个人,简直就像是灵魂飘到对岸回过头来望着我们一样。直到对方朝我们挥手,属于我们共同的世界才在我们眼前真正的展开。歇息了一会儿后,一大两小,领头的妇女带着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径直往江里面走去。我们没有说话,整座山头,一点声响都没发出。好像都在注视着她们的行动。黑色的阴影在黄色的江面下若浓若淡——像是还没康复的淤青一样,却还是稳步地朝着我们这里靠近。她们刚一踏上来,国清就把摄像机交给我,他和道明一同送上毯子和外套。傍晚的冬水很凉,太阳的恩情几乎要消失了。三个人穿得衣服都很单薄,男孩左脚上的鞋子也被卷入水中。他们在风中瑟瑟发抖,我像是局外人一样望着这五个人团聚。
国清一行人从我身边走过,面容底下露出全然没有见过的微笑。表情简直就像是再说:嘿,我想我们到这里就差不多是时候分开了。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答案。这种苦行僧一般的生活我过腻啦,和女人不停睡觉的生活我也过腻了。但你还年轻,和我一直胡混下去可不行啊。
即使表情柔和得不行,我依然觉得自己像是被他鞭挞的女性一样,浑身疼得发抖。
这是和看见萨达姆雕像碎片相似却截然不同的情感。我不禁想起那个电车上的女孩,非常地想要同她一起睡觉,大家赤裸裸地躺在土地上、床上、草坪上,什么地方都好。我只想有人拥抱一下。我忽然觉得孤独极了,所有人都好似瞒着我一样保留着什么神秘的信息,用古怪的眼神盯着我。国清、道明、怜,甚至初次见面的朝鲜人,他们靠着自己手中的秘密寻找到自己的组织,在微妙的系统中找到了合适自己的生活。而我,我身体内蕴藏着的微妙的东西,就连我自己也不得要领。我去伊拉克时的心情是如何呢?来到现在这里的心情又是如何呢?中间似乎同样没有任何过渡的区间,把我困在透明的框架中不让我弄清楚。我就这么从少年一瞬间迈入了青年。然而那只是细胞的演化,精神上的连续性依旧不存在,我还是和当时一样懵懂。身边大多数人也都开始抽起香烟,啜起酒,对这些化学物质诉说起生活的苦痛。可我对生活是什么也不清楚。对其中的我也不清楚。这种不自信一直蔓延到之前的所有的采访,真实的生活,究竟是什么呢?在那里会有我的位置吗?如果有重来——回到高中毕业时的那个阳光灿烂的午后——我还会不会将她拉到体育馆的背面对她说谎,说我爱她呢?事情好像就是从那时候就开始往差的地方滑落的,如同山泥倾泻一般浩浩荡荡地把我的脑子搅成一团。
画面的最后,是太阳风暴导致的极光,将整座山映得红粉红粉的,跟她阴唇的颜色一模一样。天空看不见一只鸟,看不见一朵云。只能听见远处微弱的爆炸声。
“那你有没有冒险去朝鲜?” 那个女孩躺在我的床上,看着我被抽起的纪录片。
“我不会游泳啊。虽然不宽,深度还是有的。”
“太可惜了吧。”
“其实还好。太累了。能活着回来也不错。”
“这个拿摄像机的是谁?”
“我的朋友啊,就是上次跟你说的那位。”
“你的朋友真的存在啊。我以为那是你杜撰的。”
“我是记者,我从不杜撰。”
“那是你以为。虽然我天真,但我不蠢噢。”
我们的关系,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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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roro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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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打游戏打得很开心,拉屎也很顺畅,
祝大家也拉屎通畅,天天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