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纪年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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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终点的光线无力跨过我所躺的地方，将我身体的一半分成黑一片、白一片。在地下通道的中段，生命即将消逝之际，我又再一次想起那个女孩。

她对我说，她就是我死去的孩子。

某个工作日，我从就职的房地产公司下班后被前台的小姐叫了下来。说是有一封寄给我的信。我的薪水虽然相当可观，但不是身居要职，只是一个任何人经过锻炼都能胜任的岗位。这种情况下居然有人会寄信给我，而且是指名道姓，非我不可；不以邮件的形式而是以更古早的信件形式向我传达讯息。着实还是让我吃惊。

许多同事下班后会找个地方——轿车内或是酒吧——作为工作和家的过渡地带喘息一会儿，我没有这种幸福的烦恼，我无处可去，也没有躲避的必要。我回避珠江新城的早高峰地铁，一个人朝着家里的方向走去。回到空无一人的家后，我把信件放在一旁，像往常一样，播放一张Michael Franks的《Blue Pacific》黑胶唱片，拿起还未读完的《白鲸记（Moby Dick）》看了几页，借以书中的奇妙世界将工作中的自我和家中的自我进行分割。看得有些分神，我便拆开信封，逐字逐句地用只有自己能听到的声音念了出来。

父亲，您好。

如此唐突的招呼希望不会打扰到您。但我实在是想象不出来更加合适的开场白了。因为本人就是您十八年前去世的孩子。这听来似乎很匪夷所思，但我确实是您的孩子无误。这里的孩子，不是那种生物上、物理上，能够辨认出来的那种，同样不是那种私生子的性质，我与您的链接更多程度上是精神上的，历史上的。如若不信，我可以告诉您，在我过去的身体上，有一颗痣，它正好坐落在两颗乳头连线上的中点。

给您写信我是想再见您一面，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三天后，下班之后您能去到我们原来所住小区的咖啡厅碰面。多晚都不要紧。我会在那里一直等您。

念完这封信后，有几处我非常在意的点。我的儿子死去的时候不过十四岁，正是叛逆期，他真的会用“您”这种彬彬有礼的措辞对我说话吗？另外，这封信的手写字体比起男性常规的写的字更加纤细，而且异常工整，绝不会是一个轻浮的青少年能写出来的字。最后，我的儿子是左撇子，写信的时候手掌势必会将刚写好的字擦去一部分。因此对方在物理上，绝不会是我的儿子。但这封信对那颗痣的位置把握地十分准确，单凭这一点，我想我也应该赴约。

我询问前台，送信的人长什么样子。前台摇了摇头，说这封信是保安在花坛找到的，经过检查没有问题才送到她手里。那封信恰好落在监控的死角，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出现在那，因此查询监控也无果。

问题的答案只能由我寻找。

进入约定好的咖啡厅中，除了中间的桌子坐着一个女性之外，其余都是空位。在这之前，我在对面的便利店特意站了十分钟，确定店里面只有她一人，我才决定跟她碰面。对方的年龄大概在二十二至二十四岁，五官十分秀气，头发不知是天生还是染的稍微带有红棕色，是十分典型的女性形象，可能就连名字也是十分典型的女性名字，看起来像是哪怕被家暴也只会怯懦的样貌。她或许是为了平衡五官柔弱才穿的皮衣，双肩恰到好处的肩垫显得十分和谐。墙壁上宜家的仿制煤油灯将她头部的外部轮廓染得稍显红色。她没有用“爸爸”、“您”这种称呼作开头，仅仅是不好意思地的点了点头。巧妙地绕过了称呼彼此的“人称代词”，大概是在心里盘算过。

现在这个社会，已经是不需要名字也能好好交往的时代。她没有说自己叫什么，却毫不避讳地说起自己和哥哥的事情。可能因为自己是独生子女，妻子也没有兄弟，我很快地就失去耐心，开始敷衍地听着，听到关键的地方点点头，发出表示赞同的声音。

她一一说出我们家庭生活的细节，当中包括生日所送的礼物；在游乐园的哪个地方找到走丢的孩子；对贝类过敏；听不得泡沫箱相互摩擦的声音，当中甚至有许多我忘记、或是错乱的记忆。她完美无瑕地将我微微偏移的记忆调整到正路，循循善诱地将我笼络进她构造出来的历史之中。严格的推导令“她是我孩子的转生”和“我死去的孩子是男性”之间互斥的两个前提建立起联系。“对，毕竟谁也不能确定自己下一世能否完完整整，毫不动摇地重生在这个世界上。死亡是有意义的，必须借助身体的物理性外显来呈现。在灵魂之外还有肉身，这是毋庸置疑的。”我这么想着，觉得自己像是被地球磁场设定好飞行路线的候鸟，心中涌现某种不自由，却自然的感觉。我半信半疑地接受了她的推论，将中间无法解释的鸿沟暂时抛去。想要重新见到我亲人的冲动慢慢地被挑拨起来，像是被困在在南极冻土的尸体被科考队发现一般。

我也很明白，我对她的信任是建立在我的一厢情愿上，因此我不能立马露出自己的意图。哪怕对方关于转生的论述是正确的，我在她身上依旧无法感受到和我孩子那相同的波动。人死不能复生，这依旧在我的观念中占据主导位置。

她沉默了，用保险销售员特有的虔诚眼神看着我，想要知道我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那我想知道，我妻子——也就是你母亲，去哪里了。”

她稍微沉默，显得有些犯难，半天连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没事的。如果你真的回答不出来也完全没有关系。我并不在意你是否真的是我的孩子,哪怕你真的具有我儿子灵魂的一部分，我们彼此之间也隔着世界的差序。它既不属于现在的我，也不属于现在的你，更不属于现在这个时代，这种错位对在生者来说是无能为力的。我更希望你说的是假话，如果是真的话……你的出现就像是世界错误运行了，我儿子的灵魂被困在时空的夹缝动弹不得。我不认为接纳这个事实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对你和对他来说，有什么意义。”

我拿起自己带来的冷冻瓶装水喝了一大口，想要以酸痛的寒冷覆盖我的紧张。“没错，你说的事情都是准确无误的，把我错误的记忆也都更正了。我对现在的生活没有什么不满，一切按部就班的过着。我已经将你的死作为命运的无可奈何接受了。我的历史，我的时间早就被中断了。如今的我是一个没有连续性的人，我也没办法和你再续什么前缘。”

她把椅子拉前，双手互相握着放在桌面上，“意义在于真相。我想知道我是怎么死的。我试图回想起那几天的事情。但无论如何也都弄不明白，除此之外的记忆却十分清晰。记忆在头与尾逐渐变成淡淡的虚线，把握不住。我这次上门，只是想知道真相。仅此而已。”

“抱歉啊，在你死的那段时间，我并不在国内。具体细节我和你了解的差不多。”

“但你作为亲历者，肯定看到了我们看不到的事情。我希望什么都好，你能跟我说一说。”

“我想我什么也无法告诉你。”我起身正打算出门。

她握住我的手，手心有硬化的茧，“你甘心吗？”

“这些话是要有青春的资本才能说出来的。”

一张名片被她塞到我的手里，“请你拿着，我不会再烦你，但如果你想说些什么的话我永远会在电话的另一头。”

离开后，我没有立马回家，而是去家附近的公园，在我熟悉的银杏树下坐着。这个在公园中央的位置算得上是我的专属座位，一到休息日，或者是晚上睡不着，我就会下楼，坐在这个地方。晚上的灯会在半夜两点开始关闭，到那时候，我便会跟着路灯关闭的节奏数数，黑暗就会从公园的外围“哒、哒、哒”地向我袭来。今天的时间还很早，路上人很多，尤其还有穿着红色/蓝色衣服的球迷在路上对骂，争吵着谁才能真正地代表这座城市，一切都平常极了。公园内却没什么声音。络绎不绝的行人在我面前穿梭，他们创造的动静却进入不了我的耳中，我竟有种怀念的感觉。他们像是被我藏在记忆中的小说一样，被实体的现实、迷障的语言、本质中蕴含的情愫所隔绝开来。我只能坐在暗处，无可奈何地看着它们发展。纯粹的文字在我身上被剥离，作为故事活在他们身上。我的故事却只能停滞。

我以前是一名文字工作者。具体什么样的职称我无法总结。在英国学习戏剧之后回国，一直没有想要去找工作的想法，只想好好地写作。同期出国的学生们大都抱着某种使命，要么为继承家业学习必要的知识，要么为拿到国籍而与当地人结婚，只有我无所事事地回国，呆在家中。自然这种生活是无法持续下去的，我只能依靠朋友介绍零碎的工作，有时为某个产品、名人、地方写推广脚本，编造一些稍显魔幻但富有趣味性的故事；有时接受杂志社无瑕审核的文章，我也作为编辑帮忙。我个人的作品偶尔也会受到关注，但都跟落在水潭里虫子的尸体一样零零碎碎，且掀不起什么波澜。

在一次分享会结束后，我的妻子特地走上前来，手中拿着作为赠品的自己私底下拜托好友印刷的短篇作品集，饶有趣味地打量了我一番。我一直不觉得我这种独家邨会有被爱情眷顾的时刻，在那之前我甚至对爱情这回事没有任何概念。对异性没有求知欲，没有憧憬，整个人就像是被困在水饭房的囚徒一样，被某些崇高的情感驱使着偿还自己与生俱来的罪孽。直到她打开我门上的小窗，将我的小说递给了我。

我们很快就结婚了。关系之间当然有感激的成分——感激她爱上不那么得体的我以及不那么得体的作品——除此之外，我还沉溺于闻到阳光照射到她肌肤的香味；做完与她相关的绮梦的下一秒就能看见她。我对爱的认知，都是基于她的形状所描绘的。

结婚后第三年，我们生了一个男孩。这段时间我的事业也有了相当的起色，开始需要频繁地出差。我们探讨过是否需要放弃我的工作来多些参与孩子的生活。但她摇了摇头，说“看到你被认可同样是我的梦想。不过嘛，花无百日红，你如果过气了，我就再去追逐我的梦想。女人的寿命可是比男人长不少，到时候反而要苦了你带了。”她对年龄的坦然反倒使我有些愧疚，自己的肩上好像多了来自于她的期望。这样做是正确的吗？她人生的目标与我的目标有重合的地方，这本该对家庭来说是完美的，然而我的心里却开始形成了不合时宜的担忧。将我放置在她的角色之上，我或许无法同等地将自己全部奉献出来。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她在我的心中变得愈发高尚，而我却依旧在原地打转，不对等的能力；不对等的关系；毫无希望而言的我……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担忧与愧疚，我的心又被本性中的这种淡漠吹得凉薄几分。

幸好，事情发展地很快，以至于我也无法好好把握住。沾了岳父的光，我在社会上能发出的声响越来越大，开始不断地要去往各地签售、演讲，飞机一程接着一程，不到半年里程数就到了一个惊人的数字。而妻子在家中依然对家务保持热心，是否有去过旅游我也记不大清楚了。虽然很不想承认，但她的生命力就好似路边的观赏树一样，不结果、只是单纯地长大，欣然接纳了自己的义务。我很想关心一下她，每到那个时候，我却什么也说不出来。这似乎不是我所习惯的义务，关心家人的想法，一开口就像裸奔一样令人羞愧。我当然可以寒暄几句，可即便不寒喧，我们之间依旧是心照不宣地谁也不愿开口。她很了解我，这是我从她嘴里听到的。但我却不了解她，这是我从她身上学到的。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需要到伊斯坦布尔参加土耳其金橙电影节。刚一落地，机场的电视就播报着国内的新闻：xx境内爆发反战游行，政府出动特警镇压，主战派市民亦参与镇压反对派。据国际关系专家所说，倘若无中心的示威影响进一步外泄，政府出动军队的可能性将会进一步增加。

统一战争是三个月前发动的，双方政府高层在战争触发的第三天就坐下来谈判。然而谈判的具体细节没人知道。本土军队收到上面的指令，并没有大举进攻，只是比军演的力度要稍稍强烈一些，似乎依然有谈判的余地。在主战派市民眼中，屠戮的声音早已积压许久，借着战争开始的名号宣扬对岸的邪恶，认为要将岸上的居民全部清除才有国家的安定。而对岸也抓着我们暴力的声音大肆宣扬，将我们当作是纳粹一般。两边的误会就加深到无法调和的地步。主战派面对军人的不作为也极为愤怒，本能在三小时内将对面击败，却硬生生地拖着。主张和平的市民固然也有，但战争毕竟已经开始，只要开始了，谈判的筹码就再也不是经济、理念、选票，而是力量。对于不愿意使用暴力的和平统一派，他们自然没有办法站在和对方平等的地位交流。如今和平派开始集体游行，这对另一方来说是再好不过。他们恰好能抓住这一机会，借由暴力的手段将和平清除。到最后所有人都被迫表态，不得不被笼络进暴力的红云之中。

极其强烈的归家的愿望从我的心中喷涌而出，那和乡愁因怀念而起的情感截然不同，那是纯粹的出于恐惧的强烈情感，一旦曾经出现在心中就再也无法消除。试想一下，当你花费三十余年所构建起来的赖以生存的平凡日常在三小时内全然崩塌，在那一刻起，唯一永恒的就只有怀疑、恐惧。就好像水草俘获了你掉落湖水的躯干，墨绿色的细长植物从你的毛孔里渗透进去，将你拉入深不见底的湖中央。是的，你当然会侥幸获救，重新呼吸世间所有人共同构造的空气——氮气78%氧气21%二氧化碳0.031%的混合物。然而，作为恐惧的植物留下了一部分在你的身体之中，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哪怕最厉害的内外科医生都无法将它切除。你只能心理上抚慰自己，试图说服自己忘掉它，尽可能避免它能汲取的养分。然而，就跟卡夫卡式的寓言一样。你身边最亲爱的人将会慢慢认不清的你原本的相貌，而你也将遗忘作为纯粹的人类的自己，以及亲人的记忆。

我在机场逗留了许久，电视还不停地在播放同一条新闻。周围的电话全都被同一架飞机的同伴占满。然而没有人说话，他们的耳朵统一听到的都只有断联的声音，完全听不见对方在说什么。待到大家到候机大厅垂头丧气地坐下之后，我才不报什么希望的拨打家里的电话。

“喂。”我没有等很久就接通了，妻子率先开口。“是你吗？”

“太好了。原来能打通。”我本来我以为也会打不通。”

“听到你的声音真好。”

“我也一样。”我长叹一口气，“家里还好吗？”

“嗯，现在一切都挺正常的，我接了一桶热水，暖水壶的水也装满了。食物也准备好了，上次帮孩子生日的蜡烛还有几根，都还能用。我问了我爸，他现在也没有办法将我们带出去。”

“如果没电了，电视柜下面的UPS还能再撑一会儿，还有就是把电子设备都充好电吧。一定要关好门窗，所有人的电话都打不通。灯也不要开了，窗帘能拉起来的就拉起来吧……”我居然什么都做不了，我在心里懊恼，没有说出来，不想为她增添多一些烦恼。

“知道了，我能做的都已经做了。我把门牌也摘了下来。虽然不知道有什么用，但也先做了。”她的语气中流露着无奈的笑。

“孩子睡了吗？”

“嗯，刚睡下，他没有去上课。睡前他一直在问你什么时候回来跟他一起看球赛，他还把这几场球赛都录了下来等和你一起看。看他样子若有所思的样子可能也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唉，今晚也不知道能不能结束。”

“没上课，好……如果他想要做点什么也别说他了，明天的事情谁也说不好……”

“你那里还是白天吧。”

我四周看了看，“嗯，对。”为了让自己更有信心我重复了一遍，“是白天。”

电话那头的呼吸声越来越重，我放轻自己的呼吸，静静听着。

“对了……”她用不大明朗的声音说，“你能再陪我说说话吗？”

“好。”

我们不知聊了多久，也忘了是怎么找到适合的话题，就这么没头没脑的说下去。我跟她说飞机上喝的波旁威士忌，她跟我说我们常吃的餐馆换了厨师；她教我蒜泥白肉酱汁的做法，我教她修好如何天花板破裂的口子。中间还夹着几句玩笑话，逗得两人嗤嗤地笑。就跟情人间所有的遗憾一样，这种时间没有能够延长的余地，光是成为难忘的瞬间都耗费了二人的所有精力。

“嗳，我想和你说。”

“我听着。”

“其实…其实我都明白的。虽然你不喜欢说话，但你的每一本书我都看了，甚至改过什么，删了什么，我都一清二楚。所以我很明白你在想什么，我很开心能和你结婚……很多人到了我们这个年纪，都需要一个额外的理由来保持这段关系。还有很多人把丈夫出差当作是一种喘息的度假。我从来没有这个烦恼，我的专注力至始至终都在你的身上。可能有些诡异，但我确实在你身上体会到‘鲜美’的激情，这是和我工作时所得到的激情不同。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也迷茫过，和你结婚是否是错误的选择。直到今天这件事发生，我才知道我是多么不想失去与你有关的日常，我才知道自己是多么庆幸。”

“谢谢你。”我不知该说些什么，“我爱你。”

“晚安。”

剩下几天的行程，我一直联系不上家里，各个媒体对国内情况的报道也开始减少。不安开始在我的体内膨胀，将我的五内挤来挤去，像是在战争前线的手术现场一样混乱。

打开家门，阳台、房间的窗户、窗帘都被关得死死的，空气像是废弃泳池中墨绿色的水一样充满着杂质。我一边打开窗的同时一边巡视这个房子，母子二人的生活痕迹被巧妙地隐藏起来，什么也认不出来。我意外地平静，第一反应居然是坐在沙发上躺一会儿。我心里很清楚，她们的踪迹不是我能主动就寻到的。我在沙发不知躺了多久，从日出到日落再到日出，就这么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随着她们的消失，我对生活也失去了把控力，一下子又再回到孑然一身的生活。像是她们从未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一般。

那几天过后，街道安静得很，路上的人都在吸烟，穿着不同球衣的人坐在一起，但他们都默契地一言不发，不相互借火，不相互打趣，也不辱骂对方绿茵场上的立场，似乎他们人生的重置按钮被按下了，以前的记忆全都被抹杀。一根接着一根，好像要把整座城市都变成烟灰缸才罢休。那种安静是从空气背后的某物泄露出来的，它从四面八方灌进五官，把肺里面鲜活的气体都替换掉。灰白色的恶魔就这么在空气飘着，雾蒙蒙地罩在眼前，谁也不敢看清，谁也没有那种勇气看清这个世界。

路上还多出了几位用高压水枪清洗地板的路政保养人员，水花溅射到天空上衍射出彩虹，跨过柏油马路上若隐若现的人形。我迷茫地走在路上，心里想要重新见到妻儿的期盼像是在细小、昏暗、不断延伸的隧道尽头的亮光一般用谎言阐述着希望。

过了大概半个月，岳父主动敲响了我的门，他穿着棕黑色的西装外套，里面穿着白色的衬衫，肚子像是便秘般微微隆起用力也收不进去。他从外套的内衬抽出一块方巾，在额头上按了按，顺势靠在我对面的沙发，没有像往常一样摆出架势。妻儿消失后，我没有跟任何人通过话，包括妻子的家人。我不知该如何面对他们，不是因为愧疚，而是因为无知。倘若因为愧疚，那说明我还能明白妻儿消失的来龙去脉，但妻儿消失的细节我完全不知道，心里根本不知道该作何反应。

“我女儿的事情，你先不要想了。我不会怪你，因为作为父亲的我也没有办法将她救出来。从这个方面来说我还更应该跟你道歉。”因为长时间的吸烟，岳父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电梯里打开对讲机一样沙哑，听不出情感的起伏。“这件事如今算是告一段落了。从六年前我们主动取消自由行签证后我就感觉事情朝着不妙的状况发展了。你和她年纪相仿，应该记得的吧，读书的时候每当有什么天灾我们都会互为对岸捐款，现在什么都没有啦。新闻里播的总是不好的新闻。是我们主动把民众交流的大门关上的，独不独立、政府的应对措施，本来都不耽误普通民众互相交流。却要将对方表现得像是主动犯贱一样，居然把和平统一的手段主动放弃，不用经济手段，不用文化共鸣，却将普通人民当作政治的资本用作反制手段，我们是人，不是用来打的牌（他真的这么害怕，这么急着干些实事吗）。俗话说谎言要用谎言来掩盖，但其实还有另一个说法啊。正是因为要掩盖谎言，所以在别的事情上才要尽可能坦率……

“哎呀，我好像跑题了。我今天过来其实主要是问你，要不要跟着我干，不用怕自己什么都不会，房地产跟别的行业也没有什么不同，作家重要的是营销自己，房地产甚至连营销都不用，听起来是不是更简单了。至于设计那些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就好了。你是个好女婿，同时也有相当巧妙的能力，我不希望我们因为这件事变得疏远明白吗？”岳父离开座位，无视面前放着的水，从酒柜里拿了一瓶红酒，打开塞子就直接对着嘴巴灌。

“我需要考虑一下。”

“我明白的，你就好好考虑一下吧，但你放心我绝对不会亏待你的。好在事情结束得还算快，你也不用被抓去工厂组装枪支，你们这种人，在战时是最不好过的。虚弱，怯懦，墙头草，这些几乎都是你们的代名词。但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了，紧接着会发生什么我可不能担保，留给你们伤感的时间不多了，你们必须做点什么……哎呀……我也不希望你主动去碰这个硬茬，到时候万一碰到红线把命弄丢了就可就惨了。你好好考虑一下，只要你跟着我，我还能保护你。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过去的自己全都忘了，不要再执着于那谎言一般的希望，不然的话，精神会出问题的。”

岳父回去后，我没有立马给他回复，而是尝试重新拿起笔写些什么。就跟岳父所说的一样，我什么也写不出来，就算写出来了我也一点自信都没有，与亲身经历的残酷相比完全算不了什么。于是我接受了岳父的工作，把现在的房子卖了，搬到距离公司不过两个地铁站的大小相当的房子去住。

工作很快就上手了，一天当中的很多时间我都忘了过去的事情。以前当作家总会抓着过去不放，想要将视线往前看都没有办法，原来忘记的技巧是这么轻松，只用转过身装傻就好了。在那之后，我比以前更加开朗，有见不完的客人，喝不完的酒。唯独女人再也没有碰过。我在想，我是不是天性就是一个工作狂呢？过往的生活原来只是把自己的本性给掩盖了？我其实没有那么热爱戏剧、电影、文学，只是我一直在欺骗我自己？想这些疑问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将妻子纳入考量的范围。就跟岳父所说：正是因为要掩盖谎言，所以在别的事情上才要尽可能坦率。这是十分巧妙的避世哲学，当中带有犬儒的色彩。我开始明白岳父的财富是如何积累下来的，他是个十分务实的人，只要能以最短路径到达他要的目标，他无所谓手段的道德性。当止痛药就放在你触手可得的地方，又何苦强忍呢？

随着年纪增长，一阵阵浓厚的失落感在我的体内蔓延，从我的毛孔挤进我的身体里面。眼镜从三年一换，变成五年一变，再到五十年不变；衣服从五彩斑斓，变到五彩斑斓的黑，而且就连内裤也都是一个款式。最令人失落的，还是渐渐淡忘的妻子的面孔。

在我落地土耳其的那一刻，在故土出生的所有人的命运都交织在一起。一条条平行的线在那一刻被扭曲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死结。人们就这么将错就错地认领自己的命运，以“非我”的姿态继续生活。若是没有发生那件事，我会在干嘛呢？在这段时间内我还能写出文章吗？我如今过的生活是否属于鹊巢鸠占？我原本的人生又被谁过了呢？我现在过的人生又是否属于我擦肩而过的人？

是我变了。

究竟是你爱的人死在你的面前更痛一些，还是死在你看不到的地方更痛？我想我有答案了，心爱的人在面前失去生命，那是当头一棒，在伤痛后还有康复的可能。后者就像是将身体冰冻在北极冰川，从皮肤表层开始麻痹，将无力感注入身体，永恒地望着空无一物的白色。

有人认为死亡是一种解脱，一些不能说、不能做的禁忌、情感能得到释放。但自从妻儿死去之后，我丝毫没有从生活中找到一丝解脱，反倒陷入具有强大势能的漩涡之中。我与他们的联系直接撕碎了，生活过的痕迹、死亡的痕迹，统统找不到，仿若掉进另一个与原本世界极为相似的空间之中，呼吸着将我拒绝的空气。那个女孩出现后，给予我强大的顿悟，将我扯入原来的世界，一个我能把握自己生活的世界，一个有我妻儿的世界。

时隔多年，我再次把窗门打开，空调的插座拔掉，一丝不挂地站在窗前，将自己赤裸裸地暴露在危险的空气之中，任由不安与恐惧跟随着黑暗将我填满。外面的声音和早上相比没有什么不同，但多亏了黑暗与不安才令空气中原本存在的事物更加显眼——就像污渍浸润开来的纯白衬衫一样，连带着干净的地方也一并暗淡了。某些事物一旦被置于非常规的情况下事物的样貌才会更加清晰。是的，只有我的笔触才能勾勒出它的形状，只有我的笔触才能记录下我的人生、勾勒出我妻儿的轮廓，这是只有我才能做的事情。

睡意朦胧之际，在空无一物的荒野上，看不到任何人、任何建筑物的影子。自从我放下笔，就再也没有进入过自己的精神世界。如今它衰败成这个样子我有一番责任。妻儿在我心里留下的遗言在地平线的另一端，往任何一个方向前进都是正确的，但都无法到达她们的身边。那阵声音，仿若山谷。远处的地平线，我依稀看见两个一大一小的身影逐渐上升，在远处朝我挥手。

我知道，我知道自己应该要做什么了。

二

这个洞究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我平躺在哥哥的床上，视线中央的洞尤其刺眼。被木棉花润湿的空气，带铅的洋红色LED灯，夫妻间争吵的清脆的声音……这世间的纷纷扰扰从窗外汇入洞中，缓缓流向世界的背面……

相较以前风餐露宿的生活，这房子中毫不宽容的孤独更令人难受。半年前，我从地下通道的帐篷出来，收到援助租下哥哥三年前住过的房子，紧接着就一直为援助者办事。哥哥意外碰上死亡的那个早上，他会在想什么呢？他是否也在盯着这个天花板，听着相同的声音，持续呼吸着名为回忆的悲惨空气。无依的心灵就这么默默地接受着城市的教化，仿佛有个熨斗压在心脏上面，一点一点无休止的施加压力，直到心脏变成一片茫茫的鲜红色沙漠。

老家的天花板是薄薄的一层，顶上有老鼠走过也能仅靠耳朵分辨出它的行迹。我常跟现在一样，盯着天花板一动不动，想象着天花板后面是什么样子。渐渐地，我好像真的能看透这一块薄墙，幻想的虚线逐渐变成固实的现实。而现在，天花板因老化出现的洞直愣愣地立在那，我却什么也想像不出来。

哥哥是在我初中的时候来到这个城市，之后每一个月的月末都会将钱寄回家里，供我和母亲二人生活。钱不算很多，也只是将将够母女二人的日常开销，过年买一两件新衣服，几斤肉，去卫生所买安乐巾就是全年额外的开销。

据我调查，哥哥死亡前在南方几个港口城市周旋。许多海外品牌的代理商聚集在那些城市，主要供给对内服务的友谊商店。哥哥的工作就是在他们手上买下还未流通到友谊商店的产品，以“水货”的方式“对外”服务。这也就能说得通为什么除了钱之外偶尔还会有连衣裙、手环等玩意寄到家里。母亲身上的衣服往往都很合身，没有仓底尾货的迹象。她总爱穿上带有资产阶级气味的华美衣服，傻乎乎地在镜子前比划。好似淡雅含蓄的水仙一般，成年后对青春的补偿是娇羞的，强撑了十余年，从少艾熬到了妇人家，终于能倚靠在儿子的肩膀。

小时候虽然不是要凭票证才能买电视的年代，但也没有那么普及，我们只能每晚七点在学校的礼堂观看新闻联播。得知哥哥死讯的那一天，多云，看不到晚霞，看不到月亮，高年级生在体育场打篮球，家长们在食堂把柴火的香味扇到操场上，就是这么一个被复印在日历上的淡薄的一天。

七点的钟声和新闻节目的开头曲重合，丝毫无法预料到我将会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经过熟悉的开场白，突然出现的城市名捕获了我的注意力。画面上正是午夜的火车站，有三名男子持刀在火车站进行无差别袭击。人们四处逃窜，有人满身是血地躺在地上。在这喧闹之中，我看见画面的角落，躺着一名穿着深蓝色西装，戴红色斑点条纹的领带的男子躺在地上，脸上有一道从眉角拉到嘴角的斜向伤疤。

是哥哥。

大脑的某个部分突然熄灭了，什么色彩都看不到，眼前的景象闪烁着老式胶卷电影的雪花。我揉了揉眼睛确认不是幻象，而是真真切切地发生过的事情。被板上钉钉地挂在新闻联播之上。我的精神已经逃离了，身体还是漠然地坐在原地。母亲的花裙子，我的手链，双腿间的卫生巾，做给哥哥吃的炖肉，一下子在我的眼前翻转腾挪。它们也都知道，一旦哥哥消失了，它们出现的次数将会直线下降，最终被新生活抹杀。

当然了，身边的同学们没有认出屏幕上的小点是谁。他们甚至不知道新闻发生的地方距离自己多远。但我看见了身边的同学放在口袋里的手，那沾满了铅笔碎屑的小手缓慢地模仿者行凶者的动作，按压原子笔的弹簧声一步步靠近耳膜。心里某个地方在蠢蠢欲动……

他不过是普通的中国人，饿怕了、穷怕了、伤心怕了。为什么会遭受这样的对待呢？行凶者抱着什么样的感受呢？我非常想要知道。他们难道不是跟我们一样吗。能做出这么张扬的犯罪，只有赤裸裸的一无所有的人吧。

恐惧是我们的天性。或许是无法处理对未来的恐惧，神经官能出现了问题，才在某一时刻扣下了暴力的扳机。在学生之间流行的犯罪心理学有一项是这么说的，犯罪者总会回到案发地点。这句话非常正确，我想要去看看哥哥死亡的地方。还没等我提出，母亲就先开口了。

“欸，阿妹，我想去你哥哥的城市看看。”

“好，我也去。”

“你哥哥在那里生活了这么久，一定是个好地方吧。”妈妈像是没听见我说的话。

七月初，暑假，我们订好火车票慢慢摇过去。一下车，便是案发现场。我低着头看着被运动鞋、皮鞋和高跟鞋踩过的地面，试图找到当时的痕迹。然而一丝一毫我都无法看见。路人的脸上也是清一色的冷淡。我心里不知怎得，竟涌起一股做了坏事没有败露的侥幸。妈妈不知什么时候松开了我的手，在我意识到的时候她已经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我开始害怕周围的人群，抱头蹲在地上，步步紧逼的脚步声仿佛踩在我的喉咙上，令人喘不过气。我只好冲出人群，凭借着本能突围。

是这个世界变了

在那之后，童年的余韵逐渐消退，往昔生活的残骸正逐渐被新的环境所消化。我没有回去，而是留在地下通道内，在城市的这段时间我也试着寻找母亲，但也没有眉目。如同被捆绑的宿命一般，我知道必定要先弄清楚哥哥去了哪里，才能知道母亲的下落。

学生时期，哥哥是校里足球队的，我们中学的足球队在县里算是出众的一批，县里偶尔会在我们学校挑选一部分学生进市足球队。对于农村孩子来说也算是一种出路。我不懂足球，但看到哥哥在他们面前意气风发的样子，大概也能猜个一二。

一场友谊赛上，担任后卫的哥哥在后方防守，对方前锋准备突入禁区，哥哥滑铲上去，将对方铲倒在地。裁判没判犯规，对方的球员抱着腿在地上痛苦地滚着，被抬下场。球赛顿时演变成一场斗殴。

事后打听，被哥哥铲倒的人胫骨骨折，或许接下来三年都无法踢球了。青春的三年对于一名运动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切行为的规范都是在这段时间养成的。这三年的时光的报废等同于终止在足球的道路上，要想以足球作为事业无异于天方夜谈。老师，双方家长，还有两位学生面对面地会谈，想要商讨一个令双方都满意的解决方案。对方还没有开口，母亲就率先服软，连续说着对不起。哥哥站起来，慷慨激昂地将责任都揽在身上，并说愿意以退学作处理。

“你想得倒挺美，退学。退学之后就不用再对着你的同学了吧，就能一走了之了吧。你的算盘打得可真响。你给我乖乖呆在这，哪里也不要去，包括足球场。”

老师站起来表示自己的诚意，并说这件事发生学校也有责任，他代表学校自掏腰包来补偿一部分医药费。并说会跟市里的培训机构交流，让受伤的孩子去市里学习体育，日后当个体育老师也是极好的。要想当体育老师的培训时长很长，或许得要供他学习到研究生才有办法。对方家长被老师的热情唬住了，镇上大多数孩子都是读完初中便出去工作，如要支撑孩子一直学习到二十多岁，没有足够的觉悟是办不了的。于是欣然接受了这一补偿方案。

“哥哥就是这样的人……”我将刚刚的话用嘴巴复述了一遍。

“啊，是这样啊。”坐在我对面的男子说道，脸上显露出的倦态仿佛是红酒上方漂浮着的木屑，“这么上心的老师还真是难得。”他脸上的轮廓被壁挂的仿制煤油灯照得有些圆润。

“那个老师大概不是上心，要真是上心，事态发展到那种程度起码也得哭出来或是动手扇我哥一巴掌吧。毕竟这件事牵扯到别人，总不能不负起责任。况且足球的规矩只在绿茵场上有效。我想应该是对这种无妄之灾而产生的烦躁。学生能担得起什么责任呢……”

“学生担得起什么责任呢……”，他的头保持低下，像是思考什么一样重新说了一遍，“这也是孩子的优点之一啊。正是因为什么都没办法承担，才要在父母的监管下长大。大人之所是大人正是要有小孩没有的承担责任的能力。如果承担不起那就不配是大人了。不是总有这种人吗？被说巨婴什么的，他们根本没有承担起自己人生责任的能力，自然也不敢去为他人承担起责任。”

“那也有承担得起责任的少年。”

“终归是少数。以他们的方式承担责任很难说是正确还是错误。”他顿了半秒，像是声带或是脑中的某个部分生锈运行不顺，接着说，“比如一个孩子划花了车子，没有人可以打电话通知，车主也不愿意放过他。那么他要独自承担起责任是否只能通过放弃学业而去打工呢？或者用一个更恰当的例子，少年少女因为没有做好避孕，而怀了小孩。双方父母自然都很痛心。两个小孩选择负起责任立下婚约对他们的生活是不是会更好，对他们各自的家庭又如何，男方一家人因为他的行为也被强行承担起责任，要知道，在这件事情上，哪怕当时两人是两情相悦，男生永远都是被指责的那个。年轻人愿意承担责任是好事，但这个世界是成年人的游戏规则，心智上、体能上、社会地位上，都要成为成年人才有办法融入。承担责任的目的是为了双赢，一是弥补对自己的伤害，二是弥补对别人的伤害，所以需要商讨的过程，如果不遵循既有的游戏规则，承担责任就无从谈起。”

“按照你说的，人长大实际上是为了学习游戏规则。”

“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用我的话来说，我更喜欢‘应对’。学会怎么应对这个社会。”

“那如果大人也开始不遵守这个规则了呢？或者说，利用这个规则来伤害年轻人又该怎么办呢？”

“听你这么说，我似乎要反思一下。”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记得我过去的日子十分开心。至少在担当父亲这个角色上，你尽到了你的责任。”

“哈，是吗。不管怎么说都好，个性在这个社会越来越能发挥作用，偶尔离经叛道或许也不差。”

话题转得有些突兀，但他似乎不那么在意，依旧保持着那个姿势听我讲话。他或许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说的话是基于什么样的角色，语气轻飘飘的。就跟锡兰的电影中特有的落魄文艺分子一样，除了强烈的空虚什么也没有。原来一个日常，能被另一个强有力的外力轻松摧毁。

按照要求，我将自己记得的那本日记上的内容全都复述一遍，他问了我诸如“他的妻子去了哪里”等等不信任的试探性语句。我的脑子光是记住这些内容就消耗了所有的脑细胞，没有多余的心力作预案。只好用沉默作罢。幸好，我的目标也不是要令他相信我是他转生的儿子，只要吹燃他心中垂死的火种就好。

他走后，我把桌子翻上去。柜台后的中年男士对我说了句祝福，给我递来一杯花茶用以消除酒气。

“还顺利？”

“我想是的。我的直觉很准。”

“那么明天就去跟他汇报吧。”

“知道了。”

我和老板交流这几天发生的事情，整理了一下行动的流程、要求，确定好我在这场行动中的定位。我们把袭击的位置定在地铁线路四线交汇的站台，那些地方恰好是人流量最多的地方，势必能引起注意。在这过程中，我们尽量会让列车停运，尽可能不让在车厢中的乘客受袭。在那之后，我们便会控制市中心商场的电子看板，播报预先准备好的消息。消息播报完毕，我们就会引爆埋在大使馆外沿的花坛中的炸弹。重新梳理了一遍流程之后，我再次对自己的身份产生了信心。我昂扬地走在无人的街上，身体洋溢着某种冲动，手臂抑制不住地甩动起来。确定没有人，没有摄像头，我快步地跑了起来。我许久、许久，甚至除了诞生之初之外就从未有过这么富有生命力的时刻。在我的基因中，有无数青春的呐喊、信念在我的身体里高呼：奔跑吧！跑起来！跑得越快越好！这个狗屎一样的世界停不住你！你生下来不跑一回怎么可以呢！让我们跟你跑一回吧！时间不多了，快跑，没日没夜地跑吧！

我一路跑，跑过了海关大楼，跑过了省委大院，跑过了奢华的珠江大酒店，横穿了巨大的商场，跑过了一条很长的桥。全身的肌肉都跟着心脏的节奏疯狂跳动着，好似捕猎的豺狼一样，嘴里满是血腥气。街上空无一人，在我眼里，午夜的这座城市才是温情满满的！在暗夜背后的恶意令我舒适，住宅的门框上挂着的红色灯光善意地提醒我门后的罪恶，光污染将星星的眼睛蒙了起来，不让它们看见这血淋淋的生活，黑夜真是太美妙了不是吗！我爱你！中华！

马不停蹄地跑上楼梯，拧开钥匙，我便立马躺在冰凉的瓷砖上。身体的热气以放射状在瓷砖生成了我的轮廓。想到自己像是案发现场的尸体一样，我忍不住地笑了，这是多么有趣又廉价的反差啊！以前我总觉得文学作品中生与死的对立太过愚蠢，每次读到我都像是看到男人的裸体一样皱着眉头，这种对立不用任何的笔法、思考就能写出。直到我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鲜明地跳着，却像是要死了一般——简直就像人死前的回光返照，我才知道是我孤陋寡闻了！我真想把整座城市拉入和我一样的境遇，让城市的所有人感受一下死亡临近的感觉！

隔壁山上正举办着本地两支球队的球赛，一支蓝队，一支红队，山上是红队的主场。球员进场时的广播每播放一位红队球员的名字，蓝队就会以更强的声音大喊“傻閪”。上一次在这里举办赛事已经是我出生前的事情了，对于日常的回归大家显得更加友善、亢奋。这座山不是什么皇室用地，也不是财阀豪宅，仅是一个无需门票，人人都能进去的地方。倘若现在是三伏天的下午四点，视线顺着山坡滑下去，阳光在两栋玻璃大楼产生两束反光，光的交汇点有一个往下的楼梯，拱门上有块绿色的蛇皮布盖着。如无意外，往下走去绕三个不同的楼梯，跨过走道尽头的警戒线就能看到我留在那里的草席。住在这间房子之前，我便是睡在那个地方寻找哥哥死亡的线索。同样住在那里的还有三人，左手畸形的厨师，患了梅毒的母亲，以及偏执的被害妄想症患者。

由于拆迁工作的停滞，这一带的地铁建设被迫停转，所以底下只有通道没有列车、也没有站台。而水电已经跟铁路系统连接在一起，因此我们得以在这个空间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

白天，地铁经过的时候，厚重、迟滞、尖锐的轰鸣在整个空间游荡，仿佛作为某种有机生命体在进行新陈代谢。如果说这就是大多数人的世界，那么，被深春的潮风吹湿的墙面，被台风天淹没的站台，被粘腻的冬雨浸润的身体，就是我们世界的全部。

夜晚，人声微弱，外面除了渐进渐远的叩叩脚步声之外，就只有野猫的低吟。显得这位精神病患的歌声尤其凄厉。沉默不语的人们默默在脑中构造着我们的历史，一部分将“我们”当作是两人的鬼情侣，一部分将“我们”当作是深林的野兽，还有一部分将“我们”当作是被埋葬的地铁工人的怨念集合体。犹如迷失在雪夜的野狼，我们跻身于现实与虚构的缝隙，生存在人们口口相传的都市传说之中。那位精神病患待到外面的人都睡下，确保自己处于安全的境况，便会拿出马丁吉他的木制吉他，弹唱起黑豹乐队的《朝前走》。跨年夜的那天，恰好也是我来到这个城市的第一百天。

流下的眼泪已不能使你再显想起

所有过去真心的对你

却让你感到我的软弱使任意放纵自己的一切

所有会过去我们一定还会找到更多的快乐

但请你记住真情是最难得到的东西

我会把它全部交过给你

唱到这里，他一下子激昂起来，节奏变得紧凑，插入一些敲打吉他发出的鼓点，接着唱起……

霓虹亮透晚上把城内也照亮

犹豫在马路上只求在这午夜找一个新方向

灯光里飞驰失意的孩子

请看一眼这个光辉都市……

“摇滚的时代结束了！”

“嗳，你唱歌真不错呀。”那位母亲开口说话了，口齿间能听到下颚开合的撕扯声，“我孩子也唱得不错哟，出生的时候一哭就是二十四个小时，怎么说也有唱歌的天赋吧。求你了，你教教我孩子唱歌吧。带我去见见他吧。”她越说越激动，喉咙像是顶着什么一样无法自如地运动。她似乎还想说什么，可还是屈服于这种不适感，乖乖地把嘴闭了起来。

“这是个disorder的世界，音乐不奏效啦！一切连续性的音符都被像是被扯断的珍珠项链一般再也回不去了！你的孩子能哭二十四小时，想必也能嘶吼相当的时间，放心吧，表达的欲望一直都会在，我会和你一起等着听你孩子的声音！”他擦了擦汗，像是充气人泄气一般倚靠在墙上，“这衣服呀，我从60年代穿到现在！”精神病患抽动了下印有切·格瓦拉头像的T恤，扬起一阵白色的风。

“可你怎么看也不像60年代生人啊，而且，对于六十年代来说，你的T恤还是太过时髦啦！知道吗，知道吗，苏联都已经解体啦！现在是二十一世纪！过去的事情都不存在啦！”少了一只手的厨师说道。

“下面有人在吗——！”从我们的头顶上方传来稚嫩的呼喊，声音不断回荡在湿漉漉的墙壁上回荡，竟然有种天使的感觉。

我们安宁的交谈被呐喊终断，除了我以外的所有人都躲进各自的被窝，只有我尝试着透过淡绿色的天花板看到上面。

“有哦！下面人很多呢！他们都很害羞，不说话！”

“新闻中说，接下来几天还有寒潮！你们要好好保暖！爸爸说了！冻死那些在下面的家伙！不过我没见过你！我不想你们死！还有，晚上能不要唱歌吗！爸爸觉得你们太大声才这么说的！我相信他没有恶意！”

“谢谢你！以后见面了请你吃饭！”

“不用啦！谢谢姐姐！我们的关系还是到这里就好啦！见面的话我怕妈妈骂我！”

第二天一早，日光还没从十一月的薄云完全显露，我按照约定来到报告的场所。这是一间坐落在市中心的大楼。从负三层到四层都是商场，负二层跟地铁相通，要去上方的写字楼则只能从四楼的空中平台上去。我要报告的对象正式这幢大楼的掌管者，他是业内赫赫有名的地产商人，昨天所见的落魄作家便是他的女婿。他为人低调，不怎么会在媒体上露面，对外宣称自己的成功归功于集体制，旗下的酒店也没有大批的个人传记。

刚进入商场，内里的空气像是漂浮着棉花糖的糖丝，白茫茫模糊地一片在空中飘着，引得脸上的肌肤痒痒的。

“精神好了不少嘛！”我对着正在为商场中庭的钢琴调音的男子说道。

“只要有音乐，我就能安心啦，音乐不会伤害人！所以我才没日没夜地对着乐器。”他看上去比在地下通道时要开朗许多。

“那就好，有尝试着出门了？”

“啊，最近对亮光确实没有多少恐惧啦！”他把手在衣服上搓了一遍，洁白的衬衫上留下了润滑液的痕迹，“我偶尔还会走出这里呼吸下新鲜空气。

“不过，我的情绪从恐惧转变成不安了。感觉现在的世界跟原来的我所处的地方有些不一样。我想想看该怎么形容……”他摘下手套，放在肩膀上低着头沉思着，“不认为我对‘恶’的淡漠是因为我痊愈了，而是我自己也成了‘恶’的一部分了，就好比我成了掌控探照灯的狱警。可能从头到尾我都没有变过。我呆在这交到什么朋友，也都不是因为我的品格有多好，只是作为工具的属性被人需要。说白了，我还是不习惯跟大伙儿一起，想念起在地底下弹吉他的日子。”

“这也是没办法的吧。他怎么说的来着？‘正是为了要掩盖谎言，所以才要在别的地方坦率’。你今天也要找他吧，他到时候一定会再一次跟你说这句话的。”他离开自己的岗位，朝着洗手间的方向走去。临走时他回过头对我说，“对了，你顺便去三楼的公共KTV看看她吧，她就坐在路边第一个透明的小房子。她身体的状况不是很好呀……”

我跟着他说的指引，上到三楼。看到地下通道那位患了梅毒的母亲坐在透明的玻璃房间里，将自己包裹成一个蝴蝶标本。从天亮到天黑，就只是盯着KTV的屏幕。她经常对着别人说自己的儿子是一个县城歌手，在海印桥的音像城能找到她儿子翻唱的盗版CD。面前的屏幕像是托盘一样盛着她的幻想。她仿若临死前所见到的美食的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

在这个商场里面工作的，都是他从现实的缝隙中揪出来的人。和人群中口口相传的虚假社会不同，这里是实实在在的只属于我们的真实的社会。当然，我们都很清楚，这里不是我们的乌托邦，顶多是作为中转站的栖息地。好比榭寄生与树的关系，我们寄生在其中。商场中间的银色丝带从顶楼一直延续到负一层，那亮闪闪且富有活力的颜色，仿若夏日在入海口瀑布逆流而上的银带鱼一般，令人看了便能联想到苍蓝色的流星在黑夜里留下的强光，打从心里感受到一切世俗的欲望被满足的超然。

一一打完招呼，我乘上电梯，耳朵因气压变化有些不适，进一步加深了我的紧张，腋下慢慢渗出冰凉的汗。我面对镜子般的铁门确认衣服没有水渍，也没有奇怪的味道。在快到顶楼的时候我调整自己的站姿，默默等待电梯开门。

走到布满玻璃幕墙的回型走廊的另一端，看见一位臃肿男性正在办公室举着哑铃。光滑的头顶坠着几颗汗珠。

“你来了啊。”他看见我，浓厚且湿润的眉毛就抬了起来，“别介意，年纪大了，还是做会儿运动比较好。”

“我按照你给我的那本日记，几乎是一字不漏地跟他复述了。完成得很成功。”

“辛苦你了。只要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他是个很单纯的人。不对，他一直都很不甘心，只要用文字就能触发他的开关。这就是作家的弱点啊。”

“这本日记是真的是他儿子所写的吗？”

“千真万确，在他还没回国的时候我就上门去处理好我女儿的后事，发现了这本笔记。以免他伤心我才藏起来的。我相信日后有用。”

“啊，这么一说，我都有点负罪感了。”

“负罪感是成功路上最大的绊脚石啊！畏手畏脚的什么也做不了。跟我说的一样，‘正是为了要掩盖谎言，所以才要在别的地方坦率’。我负责撒谎，你负责坦率，多正确啊！只要把事情完善好什么都可以。”

“其实我有个问题。我们计划中他充当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大使馆、土制炸药、人员的疏导，我们都有人选，为什么一定要将他拉入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目的不是单纯的以暴力作发泄。故事比真相更能打动人，我希望能将他塑造地有号召力，为他碌碌无为的人生增点光彩。他才是我们化学反应中的主角，而我们不过是催化剂。

“在这个商场中工作的人14-17岁的人有12位，18-25的有32位，26-40的有57位，40-65的有20位，65以上的19位。包括你在内，都是我从路边捡回来的。当然，我也不是慈善家，毫无节制地将大家纳入我的庇护只会令这幢大厦变得不安全。换句话说，我需要某些有才能，但还未得到释放的落魄者。

“至于为什么我选你去与他交涉，我想这是因为你们有着相同的性格，精神上无需调频便能很好地契合在一起。况且你有足够的动力，在帮助我的同时，你也能达成你的目的。”

“那么我们的终点在哪？”

“真相可是很残酷的哟。”

“求知欲不就是这种玩意吗？不被消磨殆尽是不能罢休的。”

“我们一起见证。”他说。“对了，你的头发一直都是这么红的吗？”

“从出生到现在就是这样。”

“这样啊……你能把头发染得再红一点吗？”

“为什么？”

“我需要你吸引注意力，让大家都能记住你。

“只要你做到把自己的头发也作为工具，那么在你面前的都不是问题。

“你是一把有活力，又美丽，鲜美的剑啊。”

镜前，我望着自己红棕色的头发，默默重复道：

是这个世界变了

三

活跃于八十年代的青年剧作家林华峰再次公开活动。著有《残花弱莲》、《云里故人》、《眉》等小说。其笔触毒辣而不伤人，揭示社会黑暗面内里却隐含希望。过去因妻儿去世而淡出文坛，在历经四十年的沉淀于本报发布复出消息。其最新作品《暴力纪年录》将以“被隐藏的历史”为锚点对过去四十年的人生做总结，将结痂的伤疤扯开向社会暴露。他认为人们对历史的认知是连续的，所受的影响也是连续的。哪怕我们并不能很好地了解过去四十年间具体发生了什么，事实在社会上的表达也已经依附于我们的细胞。他希望借由这篇小说引导各位将注意力从外面转移到内心。《暴力纪年录》将会在其个人博客，以及各大读书软件进行连载。

“这油墨味道真是臭啊，快拿开一点。”

“主编你觉得这么写可以吗？”

“没有什么问题了，就是个过气作家的白日梦而已，哪怕出问题也掀不起什么波澜。真是的，他都多久没有出版过小说了，真觉得现在还能出版吗？把这圈子当成什么玩意了……你去问问他要不要专访，价格就跟现在的版面一样，如果他要的话就让给前线那个人休息一下，不用出去跑把民生版让给他，他的假好像三个月前就申请了。”

“好的，主编。”

“就算拿着补贴，明年的预算也不够用了啊……这个也太臭了，无论怎么样的新闻问起来都是一个味道。你问问小张最近有没有广告。”

“收到。我这就去问。”

“跟她说如果找不到的话，就裁掉几个他们的人。我走了，剩下这些事情你来搞吧。啊，真想辞职去当自媒体啊……这年头要想用真相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掏钱可真难……”主编咳嗽清了清嗓子，“喂，老实回答，你想不想辞职？”

“我？还好。进报社有个好处就是能对社会脱敏。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祛魅。每天的新闻就像是把一长串的病症罗列出来。看得多了，我就知道该怎么找止痛药了。”

“啊，小姑娘就是好啊，不用为别人的家庭负责。止痛药少吃点，小心耐药性，万一真需要的时候不管用就糟了。”

对林华峰的第一次访谈

访谈准备的问题：

这篇小说一经推出就受到热烈的追捧，是一开始就确定了读者会是什么样的人吗？

你如何看待这篇小说所引发的次生创作，有许多年轻人看了你的小说之后受到启发也走到大街上，你会认为自己的小说诱发不可控的混乱吗？

传统文艺杂志批评你的小说“没有中国气，不像中国人”，你又如何回应？

听闻香港、台湾等地也正在跟你接洽海外出版事宜，未来会推出其它语言的版本吗？

小说中多次提到“足球”，这一意境具体代表着什么能跟大家说一下吗？

“唉……该问点什么好啊……一点头绪都没有……”

“主编说了，如果能安排好那个父亲的访谈，就能让你休假。”

“他已经相信你是他的儿子了吧。”

“怎么可能，我是女孩子。他可不是蠢货。不过我想目的已经达到了。不然他不会主动找上我。”

“那么按照计划进行？”

“是的，我相信你可以的。”

“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回头路了不是吗？”

“我相信你。”

“我们相信你们。”

上个月针对多个地铁站及使领馆大楼的袭击仍在调查。政府已将其定性为恐怖袭击。而此袭击的后果仍在发酵，大批人群上街表示不满。恐怖袭击点燃了群众的热情，他们想要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不是一昧地戒严。二十年前的反战游行再次被提及，群众的不安令天空都变得黯淡，随时都可能下一场大雨，大到足以把过去的耻辱全都冲刷。

“警察究竟在干些什么啊，装了这么多监控都找不到人在哪里吗？我们自发组织的纠察队也不让行动，只能乖乖地在家里等着消息。住在这小区的人像是会做出这种事情的人吗？要我说，肯定是那些没有户口的流民干的。我们都是三好公民！你说是不是，你看我们的样子像吗？像吗？”

“我感到孤独极了，漫漫人生路成了徒劳而空虚的结局。我经历的一切是遐想还是真实也分不清楚了。这么活着究竟是对的吗？林华峰的小说像是将蒙在我眼前的遮羞布划开一样，展现出肉团一样粘腻、血淋淋的现实。我认为我站在这里是对的，哪怕我因此而死去，也能为这座城市留下我的烙印。人类唯一值得以尊严相待的，就只有选择自己的死法。”

“我二十年前就在这儿生活过，后来回了老家，如今再一次回到这里打拼。虽然不是出生在这里，但我爱着这座城市，爱着我所见到的任何一个人。我真的不希望以前的事情再次发生了。我没有钱，没有人脉，没有资源，四十岁了住在城中村的单间里面，可以说是彻彻底底的‘失败者’，可我过得很开心，是的，在大城市里的生活很丰富，我不希望它会变成战场。”

“这几天都不敢出门了，大家都闹哄哄地跑到街上去。一切发生地太快，我什么也没有准备。家里还有小孩呢，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家里的肉也快吃完了，该怎么办才好啊。我老公说，赶紧把钱花出去，就怕钱砸在手里了。他说的东西我听不懂啊，自从小孩出生都把精力放在升学上了，哪有心思看新闻……什么，开门？算了算了，我还是不要露脸比较好，我怕了你们这些媒体了……”

“我绝对不会退缩的，身后的人死光了我也要站在这里。如果不能根治这个国家的病，我情愿早早地死去。那些坐在办公室无所事事的人将我打为危害国家安全的恐怖分子，我不过是响应了号召而已。在这个过程中我是和平的，没有影响交通，没有阻碍复工，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他们越是害怕就说明我们越是正确。我们追求的不是西方的民主，我们也不奢求选票，但至少让政府透明一些有错吗！”

部分政府官员感慨到：……大批人群的行动是发自于信念……表达着多年来暗流涌动的思想感情。这是对中国未来的忧虑，是对那些肯定会惩罚示威者的人的蔑视。

“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那孩子面对着摄像机，红棕色的头发显得十分刚毅，质问道。

“今天没有新闻播报。”播音员说。

这是一篇迟到的悼文

当代作家林华峰生前出版作品无数，热心公益。其作品带有魔幻色彩，却揭示了最为大众所知的现实。他是崇高的战士，用笔触捍卫自己的命运，保卫人们的生活。五月二十九号的恐怖袭击中，他奋身投入，不顾危险进入地铁通道中拯救受害者。黄褐色的烟气掩盖不住他英勇的身姿。他强忍疼痛，将一位位受害者从炼狱拖出，拯救了无数的家庭。写到这里，笔者不忍继续。所写下的每一笔，都令我想起他因毒气而收缩的瞳孔。在无情的袭击中，他不是小资的作家，也不是政治要员，更不是运动领袖，不过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公民。他的死亡，把被主流历史所淹没的流放者唤醒。

至少，请在此允许我的私心，在这里献上最真挚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