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针对宗族的社会科学研究中，我们仍然能看到许多从未中断的族谱。如果你在广东东部的一些农村家庭去询问他们的祖先，他们大概率会说一个清朝某某公，并热情地向你介绍同一宗族的成员们。清朝覆灭了，但家庭确能延续下来，这与古代所提倡的“有国才有家”是相互矛盾的。 改革开放初期，前文提到的回族陈埭丁氏一族缺少创业的初始资金。乡政府每年都会收到一部分用来帮助落实少数民族政策的“少数民族特别补助经费”，政府以人头为单位给少数民族的人民派发约一万元。因此陈埭丁氏利用这一笔钱作为从商的启动资金，正式开启了作为少数民族的从商之路。陈埭丁氏在少数民族中的本地化比其它少数民族要进行得更早，因此被当作“民族团结”的文化符号，甚至陈埭丁氏祠堂也被当作地域社会甚至是国家的“公共财产”。众所周知，到了现在丁氏的企业“特步”和“安踏”已经有能力在海外上市，在为当地的GDP的增长和就业岗位的提供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政府与少数民族间的博弈用黄冬梅所说的“红色资本家”或许不能很好概括，但这一概念当中“政商合作”的色彩倒是足够浓郁。 把时间往前调早一些，陈埭丁氏和政府达成共识的过程并不那么轻描淡写。在恢复少数民族身份的过程中，陈埭的回民试图建立起“陈埭民族乡”团结当地回族以便于开展少数民族活动：一、追溯共同回族祖先并加以确认；二、谋求十三个丁氏自然村的一致团结；三、利用国家对少数民族的优待政策，搞活“民族经济”。开会时邀请了七个大队的支部书记，但上级不承认。支部书记们也认为这种自发组织不适合，应按规定尽速建立晋江县民族事务委员会和陈埭民族乡。 在这里，传统意义上的“宗族”又再一次出现了，只不过这一次的规模更大，而且认同的是非汉人的祖宗。难免会让当地政府起疑心，却又不能轻易地违背“少数民族政策”。宗族的礼治和外部的法治又再一次出现了冲突。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很好地表现了礼治和法治的冲突。哪怕新中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依旧不能轻易地从礼治转到法治当中。法制在农村传播的过程常常被当作是保护奸人的工具。举个例子，A给B戴绿帽，B打了A一顿，A跑去县长那请求判决。在县长看来，通奸既不犯法也不犯罪，况且也没有证据，而殴伤他人却是有罪的。再者，农村里的老实人干了坏事是不会跑到县政府里来的。直到现在，我们依旧能听见类似的言论：“如果你不是心虚，你报警干嘛”以及“伤害中华民族感情”。 礼与法的冲突不光是在农村，在城市里也是一样。前面说到，上海解放后由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正重新建立起新的工人纠察队以恢复秩序，国共两党为了争取工人民兵（当时已不是1921年共产党所建立的工人民兵组织），两党的地下行动组织在各大工会不断笼络工人民兵，大部分工人为了利益会和两党的势力周旋，在这一情况下，要把工会中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势力划分清楚是不可能的。一位被指责与反动分子有联系的工人对自己政治身份的模糊是这么解释的：“参加护工队没有什么奇怪的。地下党同志不也参加了吗？我之所以加入这些反动组织，是因为要保护工人的利益。在过去，国民党说我是共产党；今天共产党却说我是国民党”。 上海电力公司机械修理车间的纠察队队长陈金福被当作反革命分子而被逮捕，总工会认为只要安排另一名普通技工担任纠察队长就能解决问题。但另一位候选人却拒绝了，他对这一逮捕行为是这么说的：过去，旧当局（国民党）先抓了人，然后才开会解决事情。现在人民政府也是先抓人再开会。这有什么区别？”这一言论在工会内部被严厉指责：“虽然我们都知道你是在发泄不满，但如果人民政府因为你的放肆言论而决定处死你，你怎么办！那难道不是不公正的吗？”反革命运动的风气同样吹到居民生活之中，居民委员会的成员甚至被号召对邻居进行爱国主义式的监视、甚至是对自己的父母进行公开谴责。 工会对工人们的激进主义是欢迎的，但同时，工人纠察队也被推到了一个两难的境界。它的政治可靠性因为有国民党的残余而不被政府相信，而工人纠察队的性质也发生了改变，工作重心从管理工人、武装工人变成了审讯、抓捕工人，工人们对工人纠察队的认同也逐渐削弱。政府对这些行为的默许助长了工人内部纠察系统的发展，可不能将这一系统当作是“法”的，它不过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礼治，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将政府的权力看作是至高无上的。嫌疑人被捕后必须等待很长的时间才能接受一审。法官只是简单地说：“你是有罪的，因为政府不会不经充分调查与考虑就逮捕你。”在那时，法官很少说：你犯了某项罪名。而是说：你是一个反革命，你是间谍。 共产党于1950年八月举行了全国司法会议来讨论一系列新法律。但当时并无拟定这些法律的紧迫性——彭真再第二年5月表达了这种观点。这部分是因为人民法庭发挥了积极作用，该法庭再1850年8月颁布了组织方面的总条款。这些人民法庭是临时性机构，用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顺利完成农业改革、并惩罚反革命分子和敌特。 对政策的模糊解释对生活在旧社会的普通群众并没有法治方面的教化作用，某种程度上还助长了旧时的行为模式。三反五反期间，上海工人积极回应运动的号召，气斗争热情很快就超出了中共政权所针对的五种非法行为。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和上海市总工会派遣的一支联合工作队接管了五反运动领导权。除了使用激烈的语言，工会领袖们通过敲锣打鼓并带着木制大炮的有幸方式，为阶级斗争添上了军事色彩。面对群情汹涌，大多数私人慈善家、企业家，被他们的雇员堵在办公室内，遭受雇员们的殴打和辱骂。为了保持来之不易的胜利，群众自发为革命事业献身，作为中国人的认同感和革命事业的崇高性被阶级斗争论调和成全新的荣誉感，这一份情感是强烈的。以至于在经济活动完全失序后，共产党试图出面缓和局面所作出的努力作用也十分有限。 礼法依旧经常被权威而强行执行，而这一倾向甚至逐渐渗透到外部社会之中。以往礼法只适用于宗族和家庭和农村的小范围社会，而如今却能参与到政治事务的判断之中，很难评价是人们的权力都平等地变大了，抑或是人们权力都平等地变小了。 人民公社化和三反五反背后工农们思想的形成不能忽略掉当时的文化背景，农民们实际上是被包括进一个“高级共享文化”（high shared culture）之中。“高级文化”是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提出的定义，具体表现为：能够被国家内的绝大多数人民所理解、提供了一个平等的社会流动手段、并且作为工作生活所需的主要工具，取代传统的民族文化转而跟政治单元联系在一起，产生新的以国界为边界的同一文化认同区域。纵使盖尔纳认为这一高级文化要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才有可能出现，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新中国建立前国民党与共产党就已经形成以汉族为主的“高等文化”，这是因为，无论是法西斯主义抑或是马克思主义都是来自西方的产物，已经在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进行发展。群众对革命事业热情的高涨与这一“高级共享文化”脱不开干系。 阶级斗争论把民族、国家、政府、个人从上而下串联起来。各阶级对良好社会秩序的愿望和自身的利益高度挂钩，从而产生了强大了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和宗族内部的凝聚力是高度相似的，通过赋予语境中的个体崭新的身份，把个体利益和公众利益以及政治利益统一起来。把不同社会集团四散的张力转向同一方向。共产党登上金字塔塔尖后，则利用基层人民和政府力量从上层和底层对身处在中间的资产阶级和个人精英进行带有统战意味的同化运动。 政府对政策的解释权的垄断、群众对权力解释权的缺失、对权力施行者监督能力的削弱，导致无法在群众的心里共同构造一个细致、普遍认可的社会，让群众被“虚幻的共同未来”所统一。“皇上用金锄头耕地”，这一段子不正是很好地展现出不同阶级对美好生活的幻想是不同的吗？拥有“政治正确”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同样“政治正确”的爱国主义也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近代中国的任何大事件的发生并不是某一个政党的功劳，而是全体人民的功劳。 “高等文化”一词在我们国家可谓是显现地淋漓尽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等级：阶级的要优于民族的，民族的要优于家庭的，家庭的要优于个人的。政府的作用是确保这一阶梯的顺序不被打破。斯大林曾说过“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据《宣传舆论学大辞典》所说，邓小平也说借用过这一名词形容各大文艺宣传工作者，全文是这么说的：“思想战线上的都应当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奋斗。” 中国学界对外来文化的翻译和阐述也对近现代中华文化的构建有重要的作用。即“nation”“people”“citizen”“democracy”这些名词对还未从封建社会脱离的人们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我那时的初中政治课本上，有关“人民与公民”的概念，老师是这么教我们的：“做题的时候我们只用管题干中的行为有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公民而不是人民。”我们普遍认同的人民与公民的区别则是是否属于“友军”，公民与人民都具有中国国籍，都是中国人，却并不都是人民。人民是群体意识的体现，站在群体意识的对立面那么就是敌人。哪怕你拥有中国国籍，学的是中华文化，讲的是普通话。在这一语境中，人民是一个非此即彼的二元概念，是一个带有敌意的概念，与人民作对的就不是人民。可对于每个人来说，人民究竟是什么，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理解。“我是人民，但你做了我不喜欢的事情，那么你就是我的敌人，我就有合理（礼）的理由批判你”。如果不对人民进行详细的解释，建立起一个共识，在处理问题上就很容易被偷换概念。 在日本，对于citizen一词的翻译进行了长久的讨论，最终以“国民”这一词语作为通用翻译。因为阶级斗争并没有在日本大规模普及开来，所以他们并不需要一个新的词语用以团结日本人民。不论哪种翻译，citizen就是citizen，一共就七个字母，指代的也都是人类的一种群体，但内里所蕴含的意义却截然不同。按照唯名论的看法，citizen和people随时随地可以互换。因此我们不能犯同样的错误，把太多的注意力放在名称上，更要着眼于这一概念是被什么充实的。 1944年日本侵华战争、太平样战争的末期，丸山真男针对近代的国民这一词是这么理解的：如果没有个人的自主性，就不可能有国家的独立。每个国民拥有责任意识，“如果不将国家看作自己的，并切身体会，不将国家的动向看作自己命运的话，怎能在残酷的国际环境中保持独立性呢？在此，他语境中的“国民”，不是个人与国家对立的“个人主义国家观”，也不是纯粹的“民族主义者”，而是拥有一种拥有主体意识、主体责任感，能够主动参与到国家政治中。套用丸山自己所说的一句话：“地道的个人主义者恰恰是民族主义者”。日本近代的“国民”或“国民国家”不是建立在语言与文化的相似性上，而是以“主动”参与国家政治的“国民意识”为基础。 中国人大多不重视政治参与度，大多数人当官也只是为了获得权力资本作为牟利的手段，办事是站在政治的角度而不是“人民”的角度。好比苏联末期有将近两千万共产党员，但他们并非有共同的觉悟，而是奔着谋取利益而入的共产党。身为共产党员是从政的先决条件，同时也是从商、进入企业的优先条件。 我国是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以炎黄子孙自诩，海外的说国语或是方言的人我们会称其为“华人”。身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拥护中华民族则是我们共同的要求，这就仿佛是宗族性质般天赐的义务。民族是一个文化概念，是在同一地区、同一种语言、同一种习俗生活下的人们组成的概念，它的界限是模糊的。而人民是政治概念，在包括全体汉族人民的同时也将少数民族纳入了政治共同体中，共同参与治理国家。人民的定义同样是模糊的，是带有阶级斗争色彩的一个身份，这种身份好像自助餐一样，政府提供这一概念，然后按自己的需求索取。农民、工人和资产阶级以及统治阶级愿望的“人民”形象各不相同。为了填补人民这一概念，我们只能从民族文化上寻求自豪感。因为既有的历史无需构建，只需传播。要想建立起“人”则必须追求自我的实现，从人民中脱胎出“人”这一概念。人民中的“民”（民族），显然在“人民”一词中更加重要。 人民实际上是真正的“虚构的共同体”。它不过是利用阶级色彩所粉饰的“民族”一词，人民当中是不存在“人”的意识的，也就是说，不论是于家庭，抑或是于国家都是从来没有“人”这一概念。 提起文化就是中华五千年文明而不是现代文明，说到抗日战争就是受害者而不是战胜国，这种灵活且含糊的“双重标准”从上到下贯穿了整个国家，成为行事方针之一。大多数人的脑袋在向后看，因为后面有他们幻想的“家”，而面对前方就只有自己孤零零一人，他们并没有能力完成自我实现，只能躲在民族主义的庇护下，离了“家”离了这一群体就好似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一旦了解到海外名人有“中华血统”，他们就会把个人的努力全部否定，归为民族的成就。我们甚至不能说这是“人”的崩坏，因为“人”在我们的中华文化中就从来没有占过主体位置，自然我们作为人类的内核是没有“人”的意识的，我们也无法把身边的其他人当作人。把自己当作生产力“资源”的这种思想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家庭稳固的最重要的核心思想之一。可随着我国的高速发展，世代之间的鸿沟已经发展到不可忽略的地步。我今年二十三岁，家里有一个大我八岁的姐姐，因此我父母的年龄差距有相当的距离，在很多事情上都无法达成一致。我的身边大多是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大多较我父母年轻，交流起来也会出现许多误会，造成这种误会的原因不仅是地区文化，发展的差异，更是资源获取途径和文化传播的差异。苏联旧时代就有这么一批“六十年代”，他们播放披头士，穿东欧制造的蓝色牛仔裤，听西方的电台，和二战后的老兵产生了相当的文化鸿沟。 家也好，国也好，我们正面临的变局都能在过去找到影子。纵使这样，我们也不能利用“后见之明”一棒子把西方文化统统打倒。文化没有高低之分，只有是否适合自己一说，如何利用过去的经验把家庭中陈旧、滞重的文化改造、消去，为“人”腾出多一点空间，才能阻止家的瓦解。而不是一昧地将“宗族正确”、“政治正确”、“民族正确”这类强大的力量引入家庭内部之中。